我国土地所有权的历史与公私论辩
土地承包制改革让中国农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让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它没有打破城乡二元制，而且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农村的生产力、资金、技术都可以流通，土地却不能自由流通。因为流转方面法律上的缺陷和不可操作性，可能使农民权益受到伤害。（2008年10月7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这是央视国家网上的内容。
奇怪的是，标注的是经济半小时的节目文字，但内容却是又董倩主持的《新闻1＋1》。央视网站居然有着如此巨大的纰漏和错误，也不足为奇了吧。
这个节目涉及到了3个部分：联产承包20年，为啥没过富裕坎？农村土地流转存在法律缺陷；法律难执行立法需反省。
涉及到农村土地，也是众说纷纭势不两立。
人们看到，现在农民对耕种的热情不再。
是谁毁了农民的土地情结　　作者：石飞
昨日，我去乡下采访，看到了一幅令人心痛的景观：星月当空，道上的毛驴车、手扶拖拉机络绎不绝，全是农民的卖土车队，有的是盗掘他人的责任地，有的是明毁自家的种粮田。以及8月16日《河北日报》的报道：河北邯郸县三陵乡南两岗村的耕地因为含有膨润土（一种冶金、铸造、油漆等生成产原料），当地农民就肆意取土出售，致使大片农田变成了无法复耕的深坑。再有《黑龙江日报》不久前的报道：宁安市石岩镇爱路村农民为了挖取熟土层下面的玄武石建房屋、垒院墙或卖钱，致上百亩耕地毁坏，无法耕种。近年来，农民不珍惜耕地，恣意毁田的现象已非个别了，媒体时有报道。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是把耕地视作“命根子”。古语说“宁送三石粮，不让一寸田”，可见农民惜土爱地的情结何其深厚！为什么而今的农民“人心不古”，大反其“常”，不再把赖以立命生息的耕地当回事了？是谁毁了农民的土地情结？
首先，是“官家”疯狂圈地毁田所致。1980年代末以来，全国各地违规圈地成风，每年土地出让、转让造成土地资产流失达100亿元以上；各类开发区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其中未经依法批准的占68.7%。前不久，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所指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越来越肆无忌惮。今年头5个月，全国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涉及土地面积达12241.7公顷，同比上升近20%。（6月19日人民网）一些地方党委政府视耕地如儿戏，数百亩数千亩，说圈就圈，说卖就卖，根本不征求农民的意见，至于赔偿款项，悉由任赏，甚至一拖多年，农民若稍有违拗，则要被以“妨碍公务罪”实行“专政”。“山高皇帝远”，“强龙不压地头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管中央遏制圈地的金牌“禁令”一道一道又一道，却始终效果不彰，不少地方依然我行我素。许多城市和集镇郊区的农民惶惶不安，夙夜忧叹，焦心不知哪一天自己的责任田会被圈走。既然如此，也就不把责任田往远看了，更无心调理、养护和耕作，不如干脆掘土卖钱“现得济”再说。有了这样的心态，再深厚的土地情结也烟消云散了。
其次，因为种田难以致富。19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初始几年，乍一从“人民公社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农民们种田的积极性极大焕发，数十年养就的“饥饿痼疾”很快根治。不过，他们的兴奋没有持久，没几年就陷入了迷茫、惶恐和悲哀之中，种田成本逐年增加，农产品价格日渐低廉，于是他们意识到，种地顶多仅能维持肚子，不可能脱贫，惟有“远离土地才能致富”。这也是南京大学百余名师生农村调查的结论，41.6%的农民已经不再种地了，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村，农民种地的比例越低。（据7月31日《中国青年报》）近年来，全国农民工迅速发展到2亿多人，种田成了无所谓的附带。“能跳能蹦的打工去，老弱病残的熬田头”，就是普遍的写照。这么一来，农民们咋还会珍惜土地？
再者，“新农村建设”的曲解败坏了农民的“土地恋”。不少地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意义和方针政策不作全面宣传，而是片面地强调和吆喝：“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村庄向中心村集中”，“造新区，盖新房，安新家”。既然“田要换主，家要搬迁”，谁还会把现有的责任田乃至宅基地当回事？我在采访中发现，有些村民宅前屋后不仅老树伐光，而且变成了凹塘。
无庸讳言，农村土地破坏现象的惨烈和蔓延，说明土地执法的疲软。要想有效地遏制和消弭这种严酷的势态，必须加大执法力度，从严从重处罚。而且首先要把打击的重点对准“官府”土地违法行为，老百姓的毁田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官府”毁田“大手笔”的恶性连锁反应和反面示范的结果。对党政官员非法圈地毁田行为的严惩，就是对老百姓的有效教育。“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式的惩处，是不得民心的。当然，对于群众典型的毁田犯罪行为，也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尤其应该明确的是，要把保护好耕地当作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要通过建设新农村的宣传和实践，让农民增强珍惜土地意识，恢复“视田如命”的土地情结；要让农民明白，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毁田，而是要增田增收，通过农业现代化让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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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1949之后：农民噩梦─合作化 
记者： 李肃 华盛顿 2008年3月14日
请听李肃华盛顿报导 
农民历来是中国人口中最大的群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中依靠的对象。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曾经“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一年就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被称为“地主”的富裕农民的土地被没收，分给农民。中国的贫苦农民再一次尝到了历次农民战争“劫富济贫”、“均贫富”的甜头。
*履行承诺 暂分田地*
中国农民早已抛弃了合作化 
中国共产党还以法律的形式使农民得到的土地合法化。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的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为产权凭据。 
1949年9月29日，中国政协通过的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
1954年9月20日，中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好景不长*
然而，中国农民没有料到，他们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让他们永久拥有土地。毛泽东当年准备以苏联为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头脑中早就有了苏联式的集体农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如果说一些农民开始不清楚，共产党自己是很清楚的。它从来就没有打算使农民成为小私有者。它的目标还是要集体化。”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
*贫农致富后不愿集体化*
土改以后，中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农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比1949年提高16%；一部分贫农发展成富裕中农，并且向富农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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