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
　　序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是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百家讲坛》主讲系列历史讲座前半部分24讲的讲稿。讲稿有四种稿本：一是文案稿，二是录音稿，三是播出稿，四是综合稿。本书就是取前三种稿本优长而成的综合稿，稍加润色，结集出版。其后半部分《明亡清兴六十年》（下），待适当时机，再出版面世。全书讲述的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定都北京，其间整整60年。这60年历史的特点是四个字——“明亡清兴”：乃胜乃败，斯兴斯亡；兴亦悲壮，亡亦悲壮。为什么呢？我想起了贤哲释迦牟尼。
　　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智者的思维，也是贤者的思维。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认知未来。历史学正是认知过去的学问。所以，在文明的时代，智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智者；贤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贤者。那么，中国历史的江河，源远流长，曲折回漩，日夜不息，奔腾向前，为什么要选取明亡清兴这段历史来学习呢？
　　明亡清兴的60年，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山谷陵替、格局剧变、悲欢离合的时代。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舞台上：格局，雄伟壮阔；人物，群星灿烂；事件，繁复跌宕；故事，生动有趣。人们都在表现，也都在表演：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明亡清兴的60年，又是近世社会的缩影。凡是近世社会的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求平等、求民权，也都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明亡清兴的60年，亦如《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就是说人心不安、道心不明。正义者不安其死，不义者鸡犬升天。而治国平天下，应当明道安民，道明则民安，民安则国泰。
　　300多年来，人们在思考：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兴？其道其理，亦显亦隐。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其兴衰、其成败，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结论和答案、经验和教训、思考和启迪、聪明和智慧。所以，每位后来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国籍，都可以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到宝贵的智慧并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灿若星汉的人物中，我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是因为他所身历的大喜大悲：喜，惊天地；悲，泣鬼神。袁崇焕值得后人景仰的仁、智、勇、廉，及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既是其时志士仁人的典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也出版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和《满学论集》。进而从明与清两个视角，加深了对明清之际60年历史的考察与思索。
　　在明亡清兴历史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兴起。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时，应当既看到中国，又放眼世界。要避免两种认识上的误区：或持敖自矜，或过于悲观。应取的态度是：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既讲求历史的科学性，又力戒历史的片面性。
　　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历史的大众传授要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否则的“浅”是浅薄；历史的大众传授要雅俗共赏，只有大雅才能大俗，否则的“俗”是庸俗。观众和读者需要的是浅明而不是浅薄，是通俗而不是庸俗。表述史学的著作忌长——能省一个字，就不多一个字。知理虽易，实行则难。一部儒家经典《大学》才1546个字，字字推敲，句句雕琢。一部《史记》太史公司马迁说它不过526500字。无论历史的学术表述，还是历史的通俗表述，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我说过，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这里补充一句：对历史的传承与表述，也应当采取敬畏的态度。
　　本书的旨趣在于同广大读者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的对话。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愉，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的通鉴。
　　我们应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习胜利者的智慧与修养，记住失败者的愚蠢与骄纵。
　　阎崇年
　　2006年8月8日
　　于四合书屋
　　第一讲
　　崇焕之死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2日），这一天，中国的天庭上，一颗星辰陨落。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zhé）刑。这不仅是袁崇焕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大明皇朝的悲剧。
　　在明亡清兴的历史上，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错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经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与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争战疆场。这里面有生动的故事，有杰出的人物，有重大的事件，有丰富的经验，有沉痛的教训，更有深刻的哲理。让我们从袁崇焕的悲剧结局讲起，逐步进入那个山崩地解、诡谲奇变的时代。
　　一、平台落狱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紫禁城建极殿即今保和殿居中向后为云台门，其两旁向后为云台左门、云台右门，又名平台），召见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
　　袁崇焕当时的职务是：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蓟辽督师的全称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就是说袁崇焕是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兼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地区的军事防务，负责抵御后金军队南进，守卫山海关，保卫北京城。袁崇焕的驻地在宁远（今辽宁兴城）。
　　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要从头说起。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再喂草，日夜兼驰，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格，才使他幸免于难。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而终。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的。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两次兵败的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此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自然非常高兴。这里面还要插个一块面饼的故事。袁崇焕治军十分严明，在军队无粮无草，人饥马疲的情况之下，仍明令：不许官兵抢老百姓家的粮食充饥，不许砍伐老百姓的树木点火取暖。但是有一个士兵实在是饿极了，就偷了老百姓家的一块面饼。袁崇焕知道后，为了严肃军纪，含泪把这个士兵当众斩首。军队缺饷已经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有的军官提醒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别的事情？袁崇焕没有理会。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堂堂大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居然不能从城门进去，要缒城而入。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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