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郑振铎（1989--1958），福建长乐人，常用笔名西谛、郭源新等。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界和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工作。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 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郑振铎选集》，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员最多的著名新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    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会员先后有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该会是我国二三十年代对文学翻译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团体。它不仅拥有一大批脚踏实地的勤奋的翻译工作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而且，他的领导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都是杰出的翻译理论家。      郑振铎的主要译作及其影响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擅长英语，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他一生翻译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俄国文学。郑振铎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翻译俄国小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20 年到1923 年间，郑振铎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论文及“序文”、论著等，共二十多篇（部）。由他与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在“五四”时期的读者中颇具有影响。而由他翻译的《灰色马》（《小说月报》连载）等，则反映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引起读者的注目。他积极介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进步文学，为我国的新文学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印度文学。郑振铎主要是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1922年10 月，郑振铎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月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而出力最多的，就是郑振铎。冰心看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意义的。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1922年10 月，郑振铎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他的译作五十五篇。他的译作受到了中国读者（包括少年儿童）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 年《悼念郑振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三）希腊和罗马文学。郑振铎也很早就对希腊、罗马文学有所介绍了，1929年，出版了《恋爱的故事》为书名的连载《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此后又译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1935 年以《希腊神话》为书名出版，篇幅为前一本书的三、四倍。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学、美学的新的视角。如果说郑振铎是我国较早的比较系统地介绍希腊、罗马文学的人之一，是决不为过的。解放后，他在《希腊神话》再版本中，还运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代神话的著名论述来分析希腊神话，这就赋予这两本译著以新的意义。 （四）其他作品。除了上述主要三大类翻译作品外，郑振铎另外还翻译过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     歌、高加索民间故事和欧洲童话《列那狐的历史》等等，体裁    十分广泛。 郑振铎的翻译活动既有全译，也有选译、节译、译述等 等，从多方面作了实践，对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无疑起了进 步作用。 郑振铎的译学理念    郑振铎对翻译工作的贡献主要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对翻译的提倡建议之功。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他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翻译见解，不仅在当时起了较好的作用，而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他最早的译论，是1920年3月20日为耿济之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在这篇序中，他分五点论述了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我国创造新文学事业的巨大意义。同时也批评了以前的翻译介绍“零星的，凌乱的，没有系统的”缺点，提倡“原原本本，有统有系”的介绍。他还赞扬了耿济之等人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工作，指出这要比转译的作品更“明确”。     郑振铎为此书写的这篇序文和瞿秋白写的另一篇序文，是我国关于俄国文学翻译的早期重要文献。 1927年7月2日，他又写了《我对于编译丛书底（的）几个意见》，对对于当时的翻译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翻译必须“慎重”，把好“校阅”一关 二、不仅要翻译文学、哲学及社会科学，也不可忘却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 三、建议音译名词最好附注原文，还建议译文如附注原本页数，则更方便研究者 四、丛书出版的次第，应该略有系统，先出门径的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这与傅斯年的观点一致。 此外，他在文中还就直译和意译问题发表了看法：    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 （一）翻译的可能性问题  “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在诗歌翻译上，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认为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指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的。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在当时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二）在翻译的目的、功能等基本问题上，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     一、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二、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     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在《

郑振铎.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