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市化的一些思考 秦佑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目录  “人多地少”国情的再思考  发展小城镇要回答四个问题  城市郊区“大盘”开发的政府职能的缺失  墨西哥城的教训与“拉美化”的防止  北京旧城四合院保护与更新的困境   1.“人多地少”已经从“养活”问题转化为“就业”问题 以前讲“人多地少”是“养活”问题，是担心中国的耕地，生产的粮食，能不能养活中国的十五亿到十六亿人。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布朗发表了一个世情报告就是《谁来养活中国》。为此，1996年中国政府发表了《粮食白皮书》，说中国人能养活自己。之后的中国粮食生产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人多地少”已经转化为“就业”问题，中国的土地容纳不了8亿农民的劳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成为首要问题。农村温饱问题（养活问题）解决后，是富裕问题，要致富，就这一点土地，怎么办？所以城市化就成了必然的趋势，农民需要往城市里流。这时候，中国人多地少的问题转化成为一个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村人进入城里又对城里人的就业形成了问题。 2.人口密度问题 “人多地少”不就是人口密度大么？世界上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不少，许多都还是发达国家。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东部沿海地区，恰恰是这个地区经济最发达，而且还在吸引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人口还在增加，密度还在增加。当然，如果当初听了马寅初先生的话，较早就控制人口，现在中国人口少几个亿，事情要好办得多。但是，如果我们的人口真的少了几个亿，长三角、珠三角是不是人口密度就会减下来？也不可能。只要中国的地域差距存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口集聚效应仍然会有，就必然会有人往这边流。直到地域差异缩小到一定程度，人口分布才可能在“无形的手指挥下”重新调整。“人多地少”不是中国最大（特别）的国情，而“中国是世界上地域差异最大的大国，且政令又要求统一”才是最大的国情。  3.人均GDP空间分布梯度问题 为什么在欧美大城市周围看不到农田，不是因为他们土地多，而是一个人均GDP空间分布梯度问题。在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制下，不可能在人均GDP很高（地价也很高）的城市市区附近，保留人均GDP很低的农田生产。中国以前搞城乡二元结构，城市户口和农民户口严格区分，维持城市郊区的农业生产。 然而这个二元结构的限制，逐渐限制不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土地，当地农民自己不种，雇外地人来种，自己盖房子不是自己住，用以出租，农民充分知道他自己那地方的价值，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城中村”问题。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必然也和国外相似，不可能当北京上海的人均GDP增加得很高的时候，还让周围去种粮食，靠城市边缘保留农田来解决粮食（包括蔬菜）问题是没有必要的，（朱镕基：“我不稀罕那点儿粮食”），也是不可能。  4.“退田还林”问题 几年前，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汪光涛传达中央的意见，北京周围的农田不要种粮食了，改为种树，纳入国家“退田还林”计划。当时我就想，如果让农民去种树，GDP能比种粮高吗？给他补贴就能种好树吗？如果把一些土地划成小块，出售给个人，所有权也给他，建自住的住宅。政府制定规划，限制容积率，限制占地面积，规定绿化要求。用20～30％的地建房，剩下70～80％的地让住家去种树，去绿化，可能比让农民用100％的地种树，绿化效果不会差。还有，一些在国外绿色住宅中行之有效的生态化措施等也可以推广。这些生态和环境方面的正面效益可以平衡占用土地的负面影响。而且，有钱人住高楼想拥有自己的绿化而不能，住在郊区住宅中，庭院绿化是一种消费行为，既拉动经济又提供就业。为这些住户服务可以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一部分农民就业问题。而用补贴让农民去种树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既无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也难保证。 5.劣地利用 上述的做法，并不一定要用好的农田，北京周围的坡地和荒地的资源量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去用呢？因为现在房地产商去郊区，首先想的是，那个地方环境好，景观好，就去那里开发，建的房子可以卖个好价钱，结果往往造成对周边环境和景观的建设性破坏。但是，如果把荒地、坡地、劣地通过政策卖给个人，所有权也给他，通过他自己建房住家，这样，环境就可以变好，原有劣地的生态价值可以提高。至于基础设施，政府出售土地就有了钱，只要政府不想从中赚钱，用售地的钱修基础设施就行了。二战后欧洲一些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最后房子也盖出来了，基础设施也做了。他那个基础设施，实际上就是下水系统，还有道路系统，其它基础设施不应该让住户和政府出钱，这个地方有住户，要用电，电力公司就会来拉电线；要用电话，电话公司就会来；要用水，自来水公司也会来，这里有消费，公司就会来投资建设。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要房地产开发来兴建，投资最后都摊在住户的房价里面。居民自己掏钱建变电站，无偿交给供电局，电费还照样交，这不合理。 目录  “人多地少”国情的再思考  发展小城镇要回答四个问题  城市郊区“大盘”开发的政府职能的缺失  墨西哥城的教训与“拉美化”的防止  北京旧城四合院保护与更新的困境   发展小城镇要回答四个问题: 谁来住？ 住在那里干什么？ 谁投资？ 如何回报？  “小城镇由谁来住？住在那里的人干什么？”  一说到小城镇，通常是说让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来住，脱离了种田，在乡镇企业干工业。小城镇应该是“生产型”的。但乡镇企业当年是在短缺经济下插国营企业的缝隙发展的，现在过剩经济，市场竞争，乡镇企业举步为艰。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大中城市周边发展由‘城里人’住的“居住型”的小城镇！？ 前面已经讲到人均GDP的空间分布的梯度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必然会造就一个“中产阶级”，或者叫做中高收入阶层，总有一天会离开市区的高层住宅，住到环境优美的郊区。还有靠养老金、银行存款、股息红利等生活的人也会出现，还有艺术家、个体职业者、小型事务所等。因此在大中城市周围将涌现出由‘城里人’居住的小城镇。 在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建设小城镇，居民当然主要是来自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把农民就地就近转化为市民是我国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战略。但是这样的小城镇也必然是“生产型”的定位吗？的确，很多小城镇以乡镇企业兴镇，其工业特色鲜明。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乡镇企业是政府行为，政府扮演业主和生产者的角色，小城镇当然定位是生产型的。如果政企分开，生产企业独立，产业集约化，资本和产权非本地化，工业区独立于小城镇，行政上不隶属小城镇，在工厂工作的人也不一定是就地转化的“乡亲们”，这时小城镇就可以是剥离了生产功能而只是“居住型”的，做工时间去工厂工作，在工厂是企业的雇员，但回到家里，是城镇的居民。  “谁出钱来建设小城镇？” 当前小城镇建设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现在的小城镇建设大多是政府行为，而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一是向农民征收，向从农村进入城镇的农民收费；二是向乡镇企业征收，或者自己办企业，政府成为生产者。  一方面，进城的“门槛”太高；一方面，村里的宅基地舍不得放弃，责任田是“最后的退路”。农民进入小城镇的动力不足，却又有大量的人“流动”在大城市；即使在城镇安家，也往往是年轻人住，老年人在村里留守。 谁会是新的投资主体呢？只要改变农村土地的流转方式，这个问题便有明确的答案：农民。农民分得的责任田和宅基地，倘若有一种可行的土地流转方式，农民的土地就成了有形的财产。这时，农民可以理性地处理土地和房屋，然后选择留在村里还是坚决走出去。土地不再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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