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精要 前 言 “大学语文”课程经过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它为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语文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最近几年来，关 于大学语文边缘化的争论愈演愈烈，这种争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严重冲击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我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而应该拿出相应的对策来消弭其负面影响。这本教材的编写，正是我们兑现这一承诺的一次尝试。我们没有继续沿用“大学语文”之名，而是代之以 “文学”，又由于“文学”的范围极广，只好再对之进行限定，出于人文内涵和课时所限的 考虑，我们定格为“中国文学精要”。以徐中玉先生为代表所编写的诸多“大学语文”教材 ，选材范围是古今中外，我们没有把外国的选进来，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课时太少 ，实在顾及不过来；二、在提炼人文主题时，很难确立一个让大家公认的人文主题；三、随 着今后大学人文素质课程的改革，外国文学部分完全可以单列为一门选修课。 我们所说的提炼人文主题，与其他教材的做法不一样，我们没有直接把人文主题说出来，而 是把它蕴藏在了文学特征之中，通过文学特征蓄积出一个广义的人文主题来。 我们编写这本教材，主要还出于如下考虑： 一、满足开设公共文学课的需要。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教材一般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几个部分，叙述较细，分量较重，且文学史与文选分别出版。如果开设公共文学课而使用这样的教材，势必会大大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给学生造成很大的浪费。各 院校对开设公共文学课的要求虽不完全一致，但一般是开1～2学期，每周两节课，约40～70 课时。我们这本教材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而编写的。全书30万字左右，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有文学史常识介绍，又有文选、作家简介、作品注释、作品提示和思考题。一本在手，就可了解中国文学概貌和重要的作家作品。当然，本书也可供一般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之用。 二、本教材在体例上略有创新，以文学发展为经，以各时代最典型的人文主题为纬。具体说来，就是以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但不再采用通行的文学史分期方法（ 如将古代文学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等）进行单元划分，而是在大致遵循文学史发展顺序和体裁特点的前提下，提炼人文主题来组织单元。 三、对人文精神的提炼注意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即在当代人关注的人文主题与中国文学史中依次出现的人文主题中寻找契合点。比如，某一个或几个时期的某种文体或某个文学流派最突出地反映了某一人文主题，这一人文主题又为当代人所关注，即将其组合为一个单元 ，而文选也重点选取最能体现这一人文主题的典范作品。我们对所设的人文主题及单元划分均经过反复研讨和慎重考虑，但任何概括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简明读本，我们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四、注重文学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统一。文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于一般 的素质教育，它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是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艺术性。本书概述和作品提示部分注重从当代人关注的人文精神切入，从文学切入，即强调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 ，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品味中，揭示、阐释、提炼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使大学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提高审美境界和综合素养，而不是写成纯粹的思想教育教材。 语言表述上以亲切流畅、略有文采为标准，避免刻板和花哨两种偏向。 五、长篇小说和戏剧一般篇幅巨大，内涵丰富，很难以某一人文主题来概括全书，只好以体裁划分，冠以涵盖面较广的人文主题，虽说有点牵强，但目前我们也想不出更好的处理办法，只好以“有一利必有一弊”来安慰自己，不想勉强来辩解了。 六、本书参考了前人的许多成果，但作为教材和普及性读物，难以一一注明，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章 天籁之音 文学起源于民间，起源于人类抒发和交流的需要。当先民们的生命情感不再仅仅以笑声、哭泣、呼喊等简单方式来宣泄，而是用一种富有韵律的文字形式来表达时，朴素的民间文学也就宣告诞生。民间文学是我国神圣文学殿堂中的天籁之音，其实质是民众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一种情感展示与文化创造。当文人文学逐渐发展起来以后，民间文学仍然代表了一种拙朴刚健的草根 文化而在民间社会中世代传衍。正是这一股股流淌于民间的源头活水，在一直滋润、浇灌着一部至为厚重的中国文学史。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其内容涉及中国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 、丧葬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在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其中“风”和“雅”中收录的民歌最有文学价值，有的咏唱了人们的日常劳动生活，有的歌颂了人们对本民族的热爱，有的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状况，有的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和被压迫者的反抗。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有着深刻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雅诗和颂诗是当时的上层社会在特定场合 所用的乐歌，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历史社会生活。 《诗经》里的作品在当时都是配乐演唱的，根据音乐的不同，它们被分为“风”、“雅”、 “颂”三类。其中，“风”是15个地区的土风民谣，大部分是民歌，共160篇；“雅”大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少数为民歌，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105篇；“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乐曲，共40篇。其表现形式以四言为主，主要采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 ，后人遂将风、雅、颂与赋、比、兴合称为“诗经六义”。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常常在一首诗中交错使用，构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事实上，比、兴手法就是把主观情感客观化、物象化的途径，它对我国古代诗歌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而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春秋时代，“诗”就已成为当时贵族子弟的必读书，《左传》中多有“赋诗言志”的记 载，即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以表达意图。秦时“诗”遭焚毁，但被儒生诵记、保留下来 ，后被汉儒尊奉为“经”，改称《诗经》。 继《诗经》之后，先秦诗歌又涌现出了另一部光辉篇章《楚辞》。“楚辞”之名，原本是泛指楚地歌谣，以后才特指由屈原在楚地歌谣基础上，借鉴《诗经》体类改造而成的一种诗歌新样式。现存最早的楚辞集为《楚辞章句》，是由东汉学者王逸编注而成的，收录了屈原、 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诗人的作品。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因而后人又称楚辞为“骚”或“楚骚”。 楚辞是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有浓郁的南国文化色彩。在中原的史官文化早已取代了巫官文化的时代，身居南方的楚国君臣百姓却仍然信巫尊祭，时时迷醉于原始宗教情感与浪漫的幻想之中。在屈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楚苗民风民俗的深厚影响，如《九歌》之为祭神组诗，《 招魂》所依据的民间招魂习俗，以及众多诗作中所涉及到的问卜、降神等情节与神游的境界 ，都有着浓厚的楚苗巫官文化色彩。楚辞正是以其哀感顽艳的情思物象，奇幻丰富的艺术想像，以及华美艳丽的辞采形式，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与《诗经》双峰并峙的诗歌典范。 从篇章体制看，《诗经·国风》中最常见的是重章叠句、反复唱和的民歌体形式，章节之间有时仅更易数字，雅颂史诗则往往以时间为序作单向的线性历史叙事，屈宋辞赋则 突破了上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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