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方向

      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史，是一部总结经验和利用现实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这些经验的历史，也是一个巩固成就、否定错误的实践——理论——实践上升史。
      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就广泛应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临床实践中发现的一些规律，例如：利用古代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去认识病理、生理、诊断、治疗，利用古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心理学去认识病理生理和与自然界的关系。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异法方宜”；“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势使然也”；“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不但承认如解剖得来的直观的现实和规律，而且也承认用直观不能解释的，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脾合胃，肾主骨，肝主筋，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心主血，“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等现象和规律。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医疗实践的丰富，一些盲目乱碰的实践经验和错误的理论逐步被纠正，新的较为正确的理论渐渐建立。正如张仲景所说：“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録》，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在《伤寒论》条文中纠正了《素问》中，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的机械的传变理论，提出“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的辨证的传变理论。并提出“辨”是认识治疗疾病的纲领，提出外感病的六经辨证学说，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论治观点。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仲景不可能将很多问题都认识清楚，例如：温热病的感染途径，风热客表、热入营血、热人心包等都没有认识，神昏谵语也仅知道热入阳明、亡阳，热人血室、蓄血等原因，直到明、清两代的医家，如吴又可、叶天士等，才认识到温热病可以由口鼻而人，温邪的传变有卫气营血的不同阶段和热人心包，但是对湿热病的传变和温热后期的虚风内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吴鞠通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提出了三焦学说和温邪久羁、虚风内动的理论及有效的方法，才使外感热病的理论比较完善。
      在杂病领域里，中医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也是不断发展的。例如：痰饮在《内经》中仅有“饮积”、“积饮”、“饮发”等名称，发病原因也主要集中在脾胃，张仲景才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指出：“夫饮有四……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有留饮”、“有伏饮”，饮还有五脏之分，虚实之别，但是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的不同疾病，都是后人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加深认识和完整起来的。瘀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内经》、《伤寒》、《金匮要略》阐发于前，后人发展于后，到王清任、唐容川才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脏象学说，《内经》虽提出了脏象的基本内容，但对脾胃、肾的作用阐发得还不完整，而通过李东垣、黄元御对脾胃升降作用的研究，朱丹溪、赵养葵、张景岳等对肾的研究和其作用的阐发以后，才使我们对脏象学说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在一部分人利用古代辩证法的观点和当时科学成果研究中医时，另一部分人提出直观的研究方法。清代王清任经过对部分尸体的仔细观察，提出：“尝阅古人脏象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也不相符。”“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一部分人指出“专病专药”、“截药”，如：常山、柴胡治疗疟疾，马齿苋、白头翁等治疗痢疾，最近姜春华又提出开展“截药’’研究与利用辩证的观点研究方法相对抗，并指出某些药物对肠伤寒有特殊效果。通过这些研究丰富了药物的品种和对某些脏腑系统的实质认识。虽然直观的、形式逻辑的推理研究，发现了一些规律，纠正了非直观研究中的一些错误，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眼界是有限的，有些客观真理不一定用直观的眼睛看到，直接的触觉摸到，视觉看到的不一定是客观真理的症结所在，从而有时得出一些幼稚可笑的结论。所以在王清任提出“医林改错”时，又有人指出《医林改错》中的“错中错”，在提出疟疾用常山时，又有人指出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疟疾，张景岳的何人饮等即是一个代表。近人姜春华提出卫气营血是错误的理论，阴就是阴，阳就是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错误的观点，沈仲圭提出了反驳的原因就在于此。
      随着西洋医学和现代科学的传人，直观的研究方法对中医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医界某些人提出以阴阳学说的一分为二观点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是“迷信”、“不科学’’的，利用中医理论去说明问题是“丢人”的事，也跟着某些人喊用“西医理论代替中医理论”，“废医存药”的腔调，另一部分人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单用这些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实践过程中发现的规律，不能指导实践，所以拼命抵抗各种直观论者从行政手段到学术观点方面的进攻，背着“复古”、唯心”的高帽，“负隅顽抗”、“背水一战”，拼死命保护这一点科学阵地。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的限制，人们认识能力的束缚，很多问题应用通俗的语言不能阐明，所以只得站在一个角落里喘粗气。运气学说中阐述的生理病理变化与时钟变化，季节变化、年与年之间的变化，至而不至，至而太过，不至而至的关系，子午流注的时间性针法，气功的呼吸吐纳对生理病理的影响，有的已被气象医学、生物的时钟现象、红外线摄影等的研究所证实，从而给这些喘着粗气的人输了点氧气，维持了一下危机的生命。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眼界的不断开阔，认识问题更加趋于正确和全面，很少的一点氧气可能变成睡狮的苏醒剂，认清哪些看起来是五光十色的贝壳的宝贝实际上是石灰的原料，哪些是乱石中包着的碧玉。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通过反复的实践检验，错误的被纠正，正确的被肯定，使医学不断地前进。

      一、为什么要学习《伤寒论》、《内经》、《金匮要略》
      有人说《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一千多年前的东西，当时对中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目前已进人到原子时代，是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再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复辟倒退，还有的人说当了多年中医就没有用过《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甚至说《伤寒》、《金匮要略》方谁用哪?我认为考虑时代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实践。目前这个时代学不学《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主要看它有没有实践的意义。有，就学；没有，就不学。后一种人说没有学过《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照样看病了，是的，这确实是真的。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当西医不学生理、病理、解剖、药理、微生物、组织胚胎学、生化等时能不能治病呢?能，肯定能。事实证明有的人就是没有学过，也每天治病。这能不能得出结论说，不学生理、病理、微生物、组织胚胎学呢?肯定不能，不但不能不学，反而更应该学习。
      自《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问世一千多年来，经过频繁的战乱和朝代变迁，汉代以前的中医著作几乎绝迹了，唯独《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没有丢失，反而被广大医家视为珍宝，把《素问》、《灵枢》视为经典，《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作者张仲景尊称为医圣，有的注解，有的使用，直到今天仍被很多医家认为必读之书，它是行政手段形成的吗?肯定不是。因为它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它只能靠经过千锤百炼的理论去促进人们前进。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反复证明是真理的，人们就信得过，就夸奖它，否则就废弃它。《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和经验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验证，我们为什么不可学习呢?
      另一方面，从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来看，《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作及其注家的著作在中医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是比较全面而紧凑的，有的医家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引子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进行了大量阐发，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和临床知识，我们通过学习这些著作，不但可以学习一千多年来经过千锤百炼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可以学到很多医家的发展。
      大量的系统阐述基础理论是《内经》的特点，后来一些临床医家把个人应用过的重点写入了个人的著作，但是很不系统，为了系统地了解中医基础理论的全貌，《内经》是比较好的一部书。《伤寒论》、《金匮要略》在理法方药的辩证统一上是比较严格的，虽然《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它错误方面和不完全的地方，但它不象后人的某些著作过偏，因此为了学好辨证论治，学习《金匮要略》、《伤寒论》还是比较好的。
      怎样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呢?我认为应该首先将其原文进行阅读，并参考必要注解，对其涉及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通过实践进行观察验证，才能体会其实质。

      二、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同时，还应学习后人的代表作
      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文和注解家的著作对于学习中医的基本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仍有很多理论和实践经验没有被认识，后人通过广泛的实践进行了阐发和补充，例如：温病学说中的主要著作《温病条辨》，方剂学中的《医方集解》，脾胃学说中的李东垣、黄元御、叶天士著作，肾和命门学说中的朱丹溪、张景岳、赵养葵著作，痰饮著作中的朱丹溪、戴思恭、方隅、张景岳的著作，瘀血学说中的叶天士、王清任、唐容川、张锡纯的著作，专病专药中的李时珍著作，以及利用中医理论去认识中药的《本草求真》、《本经逢原》、《本草经疏》、《本草正》等，都应该深入学习。

      三、研究发展中医的途径和中西医结合问题
      研究中医的什么?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这是西洋医学传人中国后就存在的问题。有的认为中医是在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的，它是封建医，是不科学的，因此必须科学化，用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是一门科学，如果把科学随便戴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帽子是不合适的。至于什么叫科学、合不合乎科学，我认为科学的理论不在于自称科学的叫卖士，而在于其理论能否指导实践，在于它的生命力。因此我认为凡是指导实践的就是科学，否则就是谬误，就是不科学。
      有的人说研究中医，必须用现代医学，凡是中医符合西医理论的就是科学，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以符合西医理论为标准，那么西医又以符合什么为标准呢?我们知道宇宙中的规律在目前情况下了解的虽然比过去多了一些，前进了一步，但离了解它全部的奥妙还相差很远，西医为了探测人体生理病理上的规律，不断地利用自然科学中发现的一切理论和科学成就，使西医大踏步地前进着，中医的研究如果仅仅应用被移植过来的西医理论作为标准，那怎么前进呢?实践证明西医在研究中发现了人体病理、生理规律性的一角，中医也发现了一角，如果用中医的一角去代替西医，’或用西医的一角代替中医都是不行的，正如一些患者愿意找纯西医，一些患者愿意找西学中，一些患者愿意找纯中医看病一样，他们还不能互相取代。
      那么究竟用什么办法去研究中医呢?我认为用行政的手段去肯定某一学派正确、某一学派错误，树立某一学派、砍掉某一学派都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中医的发展证明利用二分法为研究方法去发展中医是可以前进的，可以发现很多规律，西医用直观的方法也发现了很多规律，通过两条不同道路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有的不谋而合发现了同一规律，有的西学中者通过互相渗透的理解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三种途径各有优劣，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对人体的奥妙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深入。
      有的人可能说这是“复古”、“倒退”，是否定西医学习中医的必要性，我认为帽子先不戴为好，实践证明有些患者发现单纯请纯西医治疗一直无效，而改请西学中的同志治疗，很快即治愈了；有些患者反复请西学中同志治疗无效，而请中医治疗很快治愈了；有的请中医、西学中治疗一直不效，而请西医治疗很快治愈了，所以有的患者要求纯中医治疗，有的要求纯西医治疗，有的愿让西学中的治疗。为什么呢?我认为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到的效果也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深度、广度不同。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广度去认识、处理问题是有好处的。
      研究中医的什么呢?我认为利用中医的固有方法、西医的方法、现代科学的所有办法都是研究中医的方法，都可以促进中医的发展，但这些方法都有他们的条件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认识清楚，因此根据一种方法去决定研究什么，去作为衡量研究什么的标准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实践过程中发现的规律性的东西，凡是符合实践真理的东西都应该研究。科学的发展历史证明，在这个时代被认为是谬误的东西，当科学发展至另一个时代的时候，通过证明又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不可因为在某些方面与目前的医学水平唱反调，与现代科学的某个方面唱反调而轻易地放弃它，而应该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科学发展的长河中去验证它。
      直观地利用现代科学的一切最新成就去探索已经发现的科学规律性的实质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促进我们认识机体病理、生理、诊断、治疗的重要手段，目前一切边缘学科的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医已经发现的科学规律性的认识。但是由于目前科学水平的限制，一些复杂的规律，还缺乏必要的手段，因此还不能真正认识各种规律。辩证的、非直观的研究，可以发现很多规律，但是由于科学的实验手段难于设计，困难很大，因此很难进行，为了开展科学研究，还应该采用直观的、非直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有的同志说西医要在病上进行研究，中医要在证上研究，我认为这是研究中西医的一个办法，但它不是所有办法，因为中医不单纯是证，西医也不单纯是病，中医还有很多内容，如气象、地域、心理，以及经络、藏象、阴阳等等，都没有很好解决，都需要研究。
      中西医如何结合呢?什么时候结合呢?这个问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是不能解决的。实际上自从西洋医学传人中国后就开始了结合的工作，有些西医自动地利用中药去治病，有些中医自动地应用西药去治病，有些西医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中医的理论观点去认识问题、解释问题，有些中医也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西医的某些理论去解释问题，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多年的今天就更加明显。目前经常听一些西医同志说应用西药也得辨证，抗生素的应用也不能单纯靠敏感性试验去决定；中医治病时也往往问一问这是什么病，你量过血压没有，作过胸透、造影、心电图等没有，这都是结合，因此说中西医什么时候结合，我认为现在就正在结合着，而且有的现在就结合得很好。但是中西医什么时候就完全结合了，还是很遥远的事，因为科学的发展还很有限，认识的能力和实际情况的距离还相差很远，所以只能在中西医的发展中，科学的发展中去结合，否则依靠行政命令在某天突然宣布几年以后中西结合，保留一个医、废除一个医，就美其名日中西医已经结合了，我认为这样的结合不如不结合，不如丢掉。
      通过各种方法去进行研究，通过各种学派的努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通过中医、西医、中西医以及各方面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的不断合分、分合，让它们自然而然地形成统一学派吧。

      四、结语
      中医的发展史是一个总结经验和利用现实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这些经验的历史，是巩固成就，纠正错误的实践——理论——实践上升史。
      历史上研究中医的方法，有直观的和辩证的两种，两种方法都各自发现了一定的科学规律。
      研究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对于研究学习整个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应该研究学习后人发展起来的理论和经验。
      研究中医应该采用中医的、中西医结合的、西医的、现代科学的其他领域的不同方法进行研究，不应该肯定或否定一种方法。在采用不同方法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探索病理、生理、诊断、治疗的客观科学规律性。
      中西医结合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我们的理想，这种结合应该逐步地结合，能结合多少就结合多少，不能结合的就不要强求凑合，什么时候形成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要在中西医和现代科学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不应采用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


      相似·联想·纠偏·辨证论治

      某医云：朱老。你是著名的疑难病学家，请你谈一谈治疗疑难病上的经验。余云：疑难者何?时弊之未明者也。科学上有科学上的疑难，政治上有政治上的疑难，经济上有经济上的疑难，医学上有医学上的疑难，西医上有西医上的疑难，中医上有中医上的疑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细读科学上的科学发展史，经济上的经济发展史，革命上的革命发展史，医学上的医学发展史，西医上的西医发展史，中医上的中医发展史，不难看出任何科学发展中的疑难问题都有一个相似的规律，即时弊的潮流性。当这种时弊统治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就禁锢，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就疑难，就不能解决。而一旦这种时弊被认清，。被打破的时候，则与此有关的所有疑难均会变成小问题。例如：在科学的发展史上，当唯心主义的上帝统治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都成了疑难，而当哥白尼等打破了这一禁区时，科学立刻取得了发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史上，当教条主义思想统治革命者时，革命即屡遭失败，而当毛泽东打破这一思想禁锢后，革命即取得了胜利；而当新的形势下的教条主义又统治人们时，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了失败，而当邓小平打破了这一思想禁锢时，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发展。在中国医学的发展史上，由于以《内经》为代表的理论指导的正确，加之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入国问俗，人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的盛行，所以使秦汉以前的医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是由于东汉以后，长期的思想禁锢，加之多数医家不去认真调查研究，盲目地使用汗、吐、下三法治疗疾病，结果严重地影响了中医的发展，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除大倡研究调查之风外，又以精辟的语言指出了盲目使用汗、吐、下的弊端，从而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宋以来长期思想的禁锢，又使中医落到新形势下经验主义的泥坑，从而又大大影响了中医的发展，为此刘完素提出了注意火，李东垣提出了注意脾胃，朱震亨提出了注意相火，并特别针对时弊，著成了《局方发挥》一书，除痛斥了时弊外，并提出了正确的应用《局方》的方法，从而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其后温病学派的出现，大肆针砭了温热病应用辛温药治疗的时弊，从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那么当前中医界的时弊是什么呢?通过数十年来临床正反两方面的不断总结，认为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1．认为辨证论治是辨症状的论治方法和按病论治方法，而忽略脉象等的价值。
      2．认为发热(即体温高)的病都是热证，都必须用清热解毒，养阴清热，清热泻火的药进行治疗。
      3．认为西医所说的疑难病就是中医的疑难病，按照西医的思路方法套用在中医的治疗上。
      4．认为抓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可解决所有问题，而不注意夹杂着的复杂问题，更不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5．在治学上不严谨，不认真，常以想象和道听途说为根据去处理问题。
      6．教条主义泛滥，否认实事求是，不作调查研究，反而自以为是。
      辨证论治是一个中医临证过程中的思想体系，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绝不是象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和粗糙。当前中医界之所谓疑难病者，大多是时弊所成者，因此治疗疑难病时必须注意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