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辨非论

第一节《伤寒论》——中医之魂

《伤寒论》为后汉人张机所著。张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生卒年代约为公元150年～219年。他目睹当时疾疫广为流行，死亡惨重，激发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心情，产生了著书立说、救人济世的伟大志愿。

中医学自秦汉以来，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文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总结出来《医经》与《经方》两大门类。可谓炳耀千古之巨著。

在《医经》类里，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以及扁鹊、白氏、旁篇等著作。这些书主要论述血脉、经络、脏腑阴阳表里的生理病理变化。还罗列了针砭、汤液等治病方法。所以，本书的内容与现在的中医学基础理论极相近似。

在《经方》类里，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疸十二病方》、《妇人婴儿十九卷》以及《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等。这些书除讲求病证外，还对草、石药物的性味、配伍、治疗进行了阐述，它为复方治病用于临床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继承了《医经》与《经方》的学术成就，推广了六经辨证临床价值，制定了理法方药的治疗体系。并在继承的同时，结合自已的经验和见解做到了发扬光大与推陈出新。他将伤寒与杂病共论，汤液与针炙并用，这就打破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只辨伤寒的局限性。张仲景六经辨证的实质，是以人体的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的生理病理变化做为辨证的客观依据，又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发病规律做为辨证的纲要与指针。因此，无论伤寒、杂病和它们互相挟杂的复杂问题，都能用六经辨证方法概括而无遗。

六经辨证的理论经仲景建立以后，中医才掌握这一武器而与西方医学相抗衡，并且出神入化立于不败之地。更值得一提的是《伤寒论》能够在千百种的药物中，选择了最有效的药物和最适当的剂量，组成具有最高疗效与惊人贡献的方剂，这在其它医学之中很难做到。

举例而言，桂枝汤仅五味药，它具有解肌驱风、调和营卫、调和脾胃、调和阴阳的独特作用，但组方与剂量又很严格。如果此方的剂量芍药大于桂枝之上，则就不叫桂枝汤，而叫桂枝加芍药汤，则为治疗太阴病腹满时痛而设；如果桂枝的剂量大于芍药之上，则就不叫桂枝汤，而叫桂枝加桂汤，则治疗“奔豚”气上冲胸之证。这就看出本书无论药味和剂量，做到如此严格地步，所以才称它为经方。实际上经方具有规范性、标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由上述可见，辨证论治的开山是张仲景，他在中医领域里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晋之王叔和，唐之孙思邈，金元时期之刘、李、朱、张，清之叶天士、吴鞠通等人，无不服膺仲景之学，而后方有所建树。

据统计，在中医学典籍中，惟《伤寒论》注家为最多，见仁见智，蔚成洋洋大观，既丰富了仲景学说，又推动了中医学术不断发展。

中医之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等书，如果不精通《伤寒论》之学，则难窥其项背。所以，我认为《伤寒论》乃是中医学之魂，此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事实如此，而何疑之有？

第二节《伤寒论》祖本探源

陈世杰曰：《伤寒杂病论》实为万世群方之祖。自叔和尊尚以后，年岁久远，错乱放失者屡矣。宋治平初命诸臣校定其目有三：一曰《伤寒论》；二曰《金匮要略方论》；三曰《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方论》序：“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治疾病，其有末备。……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

我们从宋臣说的“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这句话上分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原书的体例和框架，也都是“上则辨伤寒，下则载其方”的格局。宋臣为了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他们便援引唐本孙思邈《伤寒论》的“方证同条”而修改了方证分论的原貌。为了说明唐孙思邈修改《伤寒论》这一事实，试观《千金翼方卷第九》之文：“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语，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巳。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方虽是旧，弘之惟新。”

由此可见，把《伤寒论》原本的“证在前，方在后”的体例，改成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乃是孙思邈开其先例，宋治平校注《伤寒论》时，承袭了孙氏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体例，这是显而易见之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仲景之书在其历史长河中，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经晋王叔和的撰次整理此其一；唐人孙思邈倡方证同条之义此其二；宋臣林亿等人校注治平本时沿袭了唐本“方证同条”之义，又及于《金匮要略方论》，此其三。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唐本与宋本的《伤寒论》已非王叔和撰次之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与移动。那么，我可以说，流行于世又能接近叔和撰次之原貌，也未受唐、宋两代“方证同条”之影响，恐怕只有现在仅存的《金匮玉函经》了。

这本书虽然也经过宋臣的校注，但他们小心翼翼地“依次旧目”未敢移动，今据宋臣之疏序可以证实：“《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

我们从宋臣疏序来看，可有以下几种的理解：一、这本书的“前后”（指证在前、方在后的体例），乃是王叔和整理原书的之体例，非为出自六朝或唐人之手；二、宋臣认定此书确为仲景所著，所以，可与他们校注的本子，乃是同其体，别其名而已；三、此书可与校注本互相检阅，也可以互为表里，这样作是为了“以防后世之亡逸”而设的，四、宋臣对此书的内容，采取了慎审态度，认为“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这就说明了不改动主本的真实意义。

所以宋治平本校注的《伤寒论》版本既有改革了的原来证在前、方在后的版本；而又保存了证在前、方在后的原貌。这种“故并两存之”用心之苦亦跃于纸上；五、此书“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从以上的“依次旧目”，说明了此书条文未加变动，因此它逼真了叔和撰次之旧。

然而，此书第一卷有“生熟二脏之间”，“故张仲景曰”的第二人称，显然为后世医家粗人之文，不得与正文混为一谈。

第三节《伤寒论》的文法举隅

《伤寒论》为辨证论治之巨著，其文以言简义深、寓意奥妙见称。严器之曰：“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

学习、研究《伤寒论》文法之特点，乃是打开仲景宝藏秘密之钥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此不揣肤浅，仅就《伤寒论》的“宾主假藉”，“虚实反正”，“对比发明”三种文法，举例分析如下，使人由文达医，籍以提高辨证论治水平。

一、宾主假借

也有人称为“假宾定主”之文法。“假”，借助也，“定”，肯定也。即借助“宾文”所起的效果而促进“主文”使它卓然醒目，表现突出，而使辨证论治准确无误。

举例而言，第70条（赵本下同）的前半段“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叙证时方药皆略，则属于“宾文”之义。下半段的“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所叙内容，辨证论治齐备，辨证思想突出，故属于“主文”之义。

本条文一共有27个字，“宾文”9个字，“主文”18个字。如果只写主文的18个字，则使人读之索然乏味。加了9个宇的“宾文”则效果极佳，文简而义深：第一、借助了虚证以烘托出主文的实证，自有水到渠成，而使人肯定无疑；第二、又可以从“实”以例“虚”，反主而为客，则使两个问题，彼此印证，相得益彰，咀嚼不尽，玩味无穷。

再举一个例子，第71条前半段（太阳病，发汗后……，至“胃气和则愈”）其文有证而略脉，则属于“宾文”。下半段则脉因证治齐备，而属于“主文”无疑。

这一条的“假宾定主”文法，较第70条的义理为胜。第一、纠正了时医一见咽燥口渴、动手辄用滋濡之弊。第二、清晰地指出了下焦太阳蓄水、小便不利的口渴病变为气不化津。

结合临床而论，蓄水而津液不化的口渴反用生津止渴之药治疗?临证所见为多，试举一例于后。

患者张××，口渴欲饮，饮后又渴，咽喉似痛非痛，如有物梗，小便不利，脉来沉弦，舌苔水滑。

余辨为气寒津液不化之证，悉摒生津止渴之药。为疏茯苓30克、桂枝12克，泽泻15克，白朮10克，猪苓15克。

此方仅服6剂，则小便畅利，其病全瘳。

由此可以证明，仲景在“胃中干”的口渴上，而下落滋阴养液之窠臼，提示了消渴、小便不利的下焦蓄水五苓散证治。

“宾文”写的恰如其分，“主文”则另辟蹊径而别具一格，又能针对俗见变津干为津聚之妙，烘托入微，使人叹为观止。

二、虚实反正

“虚”非是空虚无物，乃是义藏于内的一种文体。“实”是对虚而言，是脉因证治，一目了然、毫无隐晦的一种写法。例如：第23条在“一日二三度发”前提下，连举三种转归，仲景就用了虚实对写文法。第一个转归是：“脉微缓者，为欲愈”；第二个转归是：“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第三个转归是“面色反有热色者，……身必痒。”

在此仲景写证而略脉，不与上两段等同。这并非仲景疏漏，乃是在“实写”之后，改用了“虚写”文笔，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与猜想。

古人有“虽是无声胜有声”之说，从发热身痒太阳之小邪末解，则其脉必见浮，亦呼之欲出，跃于纸上。所以不写浮而脉自见，似比实写更能引人联想翮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