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租佃合约安排与农业发展
——一个经济史实证分析的视角
高彦彦 杨德才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210093）
　　摘要：本文给出了租佃关系中的一个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农业发展的隐喻。土地产权的分散必然导致交易成本的产生，但是，由此带来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收益可以弥补交易成本损失。在均衡水平下，土地产权的分散程度取决于两者之间的权衡。为了应对租佃关系中的交易成本，一方面要提高租佃关系所能承受的交易成本的能力，即通过扩大农产品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来增加分工与专业化的收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合约调整来降低交易成本。本文主要运用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和徽州地区的租佃关系来说明该分析框架。本文导出的农业发展含义为，走出传统农业不在于农业本身的制度调整，而在于外部的市场和技术是否能够促进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增强应对交易成本的能力。
关键词：租佃合约，交易成本，劳动分工，专业化，农业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制度一直处于整个社会的核心位置，而租佃制度又是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家对于租佃合约及其效率的考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马歇尔（1920）及其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如Arther Young，1798；Richard Jones，1831；McCulloch，1843等）一般认为定额地租的效率高于分成地租。然而，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约翰逊（1950）和张五常（1958，1959）提出分成地租和定额地租不存在必然的效率差别的观点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如Bardhan和Srinivasan，1971；Newbery，1974；Stiglitz，1974；Hsiao，1975；Reid，1976；Hallagan，1978；Bardhan，1980；Murrell，1983；Alston，Datta和Nugent，1984；Datta，O'Hara和Nugent，1986；巴泽尔，1997；Alston和Kauffman，1997等）开始对租佃合约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刻的讨论，产生了丰富的文献。在我国，已有不少的经济史学家（如陈翰笙，1934，1984中文版；章有义，1984；周远廉，谢肇华，1984；乌廷玉，1992；谭棣华，1993；黄宗智，1994；曹幸穗，1996；刘永成，1997；高王凌，2005；赵冈，2005；李德荣，2006；方行，2006等）对租佃合约进行了描述、考证和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是，直接立足于租佃关系，而且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是把租佃合约理论与我国租佃关系史结合分析的一次尝试。与一般的经济史学家不同的是，本文更注重把经济理论和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并试图提出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这里采用的理论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同时也汲取了杨小凯等人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而经验分析部分则主要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史学家的贡献之上。在具体的分析手法上，本文把对历史的描述和基于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这可能比单纯的史料分析效果更好。
　　文章结构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交易成本为零时的已有租佃理论进行评述；第二部分是交易成本为正的分析，其中包括交易成本假设的合理性，交易成本的来源问题以及应对交易成本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尝试给出一个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一般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基于明清以来租佃关系的租佃关系史的经验分析，其中主要以珠江三角洲和徽州地区的租佃关系为主要的证明材料。文章的最后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含义。该部分不仅总结了文章的观点，还把本文的分析引申到农业发展之上，并指出文章的不足。
　　一、对交易成本为零时租佃理论的评价
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形存在于两种假设:完全理性和没有投机。两个假设之中，后者更为根本。单有完全理性并不能保证经济参与人不投机，此时需要法律法规等外在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没有投机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无法做到完全理性，仍可以使交易成本为零。在交易成本理论中，整个世界是个合约的世界，经济参与人则为合约人。经济组织、制度、社会机构都是为了克服交易成本而进行的不同层次的合约安排。因此，合约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社会工具。基于这种认识，既然没有交易成本，那么就无需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等等合约安排来缓解交易成本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成一个“黑箱”来处理的原因——企业是外生给定，企业的功能也就无人考究。事实上，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讲，在新古典的框架下，不仅没有制度发挥作用的余地，而且根本就没有企业可以存在。完全竞争的假设实际上就暗含了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既然交易成本为零，何需合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
类似地，在租佃关系中，许多经济学家从竞争性的模型，或者交易成本为零的角度，来分析租佃合约的效率问题。例如，在分成合约的效率之辩中，约翰逊（1950）、张五常（1968）和Newbery（1974）的模型以及Bardhan和Srinivasan（1971）的模型都称对方的违背了竞争的精神。具体来说，在张五常和Newbery的模型中，无论模型构建上有何种差异，但是，共同点在于假定合约是可以执行的，分成合约下，地主可以控制佃农的劳动投入，从而使分成合约下的产出效率至少和其它合约安排一样。而B-S模型沿袭马歇尔（1920）传统，则假设佃农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劳动投入量，此种假设的结论是，分成合约低效率。两种模型都宣称自己是竞争性的模型，对方的结论是违背竞争精神的，从而是错误的。张五常关于租佃合约的结论被称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合约安排没有效率差异。但是，既然交易成本为零，又何来合约？又何来不同的合约安排？因此，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存在合约安排的效率问题，反之，如果不同的模型得出了不同的效率结论，那么，这个模型便不是竞争性的（或者说交易成本不为零）。无论是张五常等人的“地主模型”，还是沿袭马歇尔传统的“佃农模型”，抑或那些宣称其考虑地主行为又考虑佃农行为的模型，纵然它们宣称是竞争性的模型，其实不然，因为竞争性条件下，既无合约存在亦无合约安排。
在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无论是地主还是佃农，抑或其它的当事人，都是按照各自的生产要素的贡献获得报酬。各种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用产品表示时）或者边际产值（用产值表示时）乘以投入量。所有要素的报酬之和总是等于总产出（总产值）。这实际上等同于新古典理论分析的基本结论。
以上宣称交易成本为零的模型，主要把不同的合约安排当成外生给定，即假设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了各种各样的合约，而不是把合约及其安排看成是内生的。因此，也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到，合约及其安排是一种交易成本为正时的现象。只有把合约及其安排当成一种内生的现象，或者说，具体地分析租佃合约的存在条件，把租佃合约及其选择问题当成是交易成本世界中缓解不同的交易成本的工具，才能正确认识租佃合约的存在和变化的内在机制。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经济学家开始避免抽象地考虑租佃合约的效率问题，而是转而考察合约选择的外部条件，如风险分担（Cheung，1969；Stiglitz，1974）、要素连锁（Reid，1976； Bardhan，1980）、自选择机制（Hallagan，1978）、 经营能力（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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