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天一讲堂
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演讲嘉宾：姚  洋
时    间：2008年3月8日
地    点：宁波市图书馆报告厅 
嘉宾简介：姚洋，北京大学地理系一九八二级本科，管理科学中心一九八六级研究生。一九九六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目前为中心教授、副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 , 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或编著十余种、论文数十篇，是我国中青年经济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
1994年，那时我还在美国读书，来做我的博士论文调查。那是到鄞县，那时鄞县还是一个郊区，现在估计都是闹市区了。2002年我第二次来，感觉宁波非常好。这次来，我又发现宁波有了巨大的进步。宁波这个城市，就像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经济快速地成长，证明我们30年走过的路是一条正确的路。
今天我要讲的是《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不是很长，但也不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1978年我才上高中，现在工作也已经十多年了，所以这也是我自己走过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路。最近出现了很多对30年的反思，大家如果经常看报纸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反思的文章，其中很多是负面的。最近《南方周末》上登了一篇秦晖教授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呢？他的主要观点是，这个奇迹基本上是靠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产生的，说白了就是通过压榨来产生的。我们知道，秦晖是中国自由派的代表，但他的观点和左派的观点却很像。很多的左派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更进了一步，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的理想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有人提出要继承文化大革命的遗产等等。
我今天要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从正面的角度反思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思考今后我们应该怎么走，建设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文革把我们国家弄得天翻地覆，一切规则都被打破了。过去的30年我们基本上都在埋头搞建设，我们很少回头想想，或展望未来，思考我们的国家该成为怎么样的国家。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些好的东西。这也是左派愿意沉湎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时代我们虽然穷，但是我们确实能拿得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来，让世界上的许多人为之倾倒。左翼朋友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这三十年，这也是对中国主流社会提出的挑战。他们所说的东西我们不赞同，但我们能不能拿出正面的东西来，告诉全体人民，说我们这30年走的路是对的，走对在什么地方，未来又应该怎么走下去。
第二个意义呢，我觉得更为重要，就是向世界展现一个正面的中国。所有的外国人，哪怕是仇恨中国的外国人，都承认这一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观点要比秦晖更尖锐。他们说我们的成就是以牺牲我们的人民，牺牲我们的环境来换来的——甚至是以独裁的体制换来的。我自己到过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看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我感觉中国这条路的的确确是走对了——不仅走的对，而且走的非常好。我后面会讲一下我到印度的观感，现在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个朋友去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做生意，结果发现根本就做不下去，因为那里的贪污、腐败已经猖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的官员，小到警察、大到部长，都是靠钱买来的，而且明码标价的，比如做半年是多少钱，做一年是多少钱。花了这笔钱，他就要挣回来，所以就贪污、腐败，所以生意根本就没法做。这个朋友只好回来，从新疆过边检的时候都要喊“中国万岁”了，因为反差太大了。我们在国内，往往容易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毕竟身处这个环境里，总希望中国能更好一些。我们的比较对象是谁呢？都是我们想象中的发达国家。其实发达国家也不都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我刚从美国学术休假回来，去年下半年我在康奈尔大学访问了半年。康奈尔大学在纽约州的中北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沟里面，进出非常不方便。我往往出来一趟，回去就要坐从费城飞出的最后一班飞机。飞机很小，只能坐十几个人。一次我上飞机之后，飞机只剩一个座位了。但这时上来一个地勤人员，说某某女士，请你下来，因为下面还有一对老夫妇没上来，需要一个人下去。那个被叫到的女士很胖，年纪也有点大了，一听就哭了，只会说“我有票，为什么要我下去？”但她还是下去了。后来飞机上的乘务员跟地勤人员说了一下，才又让她上来。但地勤人员必须叫一个人下去，因为下面还有人没上呢。所以他又叫了一个名字，这回是个华裔女孩，她只好乖乖下去。我们一直说美国是消费者的天堂，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反而在中国，消费者意识增强的非常快。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美国的地步，或者说美国不好，我只是想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想象的西方生活，不一定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是和仇视中国的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很明显能看出他们的潜台词：你们中国这样的制度，总有一天会完蛋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中国就像上下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平平整整，但是走到尽头却是万丈深渊。相比之下，他们对印度的比喻是什么呢？印度是坑坑洼洼的小路，但是这条路是永远可以走下去的。当然这还是说的客气的，说的不客气的是：中国还生活在中世纪，而印度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印度人跟我说的。等一下我谈民主的时候，还要谈印度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国外的一些人，也在跟外国人说同样的事情。他们要么对中国不了解，要么投合外国对中国的偏见。
我们总是说民族复兴，要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老一辈的人，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多半讲的只是经济，他们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但是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想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但是日本人给世界贡献了什么呢？说不出来。最终，世界的竞争，是思想的竞争。我这里说的思想不一定是某个思想家提出的思想，它有可能是做出来的。我们在过去三十年、甚或过去一个世纪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可以为世界贡献思想的，只不过我们往往沉浸在一种悲情里面，沉浸在失败者的情结里面——毕竟，自打鸦片战争之后，我们是被西方打败了。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往往要翻出老黄历来，说我们的文化如何如何伟大，我们的孔子说了什么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间做了什么贡献，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是失败的。但是，我们过去的百年史的确是对世界有所贡献的。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来总结一个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今天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谈一下我对中国模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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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会成功来探讨这个问题。讲这个之前我们还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年取得了哪些成就。这个成就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高速的增长，二是贫困人口巨大的下降，三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它们是伟大的成就。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去30年我们的年均GDP增长率是9.7%。这个速度是个什么概念呢？一般而言，用70除以年均增长率就可以算出一个国家经济翻番需要的年数。这样说来，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基本上达到了7年、或8年翻一番。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我们的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四倍。这个目标其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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