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投资破产的启示 
 主讲人：郭田勇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来势汹汹的全球金融危机最近仍然未见平息之势，全球金融市场连续不断爆出新的新闻。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史丹利转型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以投资银行业务著称华尔街模式宣告终结。当世界各国的精英们都在忙于应付这场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开始反思，危机的爆发是不是必然的？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否折射出了美国经济结构和监管机制的本质缺陷？从全球来看，世界金融体系将在危机之后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洗牌？中国又将如何应付？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欢迎郭先生作客我们今天的《世纪大讲堂》！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郭先生的短片。
 节目导视：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近年来他著书颇丰，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论文文章300余篇，并完成五部专著。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10多项，在风云际会的金融学领域，郭田勇以观点独到、冷眼观察著称于世。
 王鲁湘：这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回过头来看的话就是危机到了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记得在半年以前也是在《世纪大讲堂》请一些经济学家来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替华尔街的这些银行的这些投行的这一些精英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辩护和开脱，那么现在好象这个情况越来越清楚了。好象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学者开始声讨这个华尔街，而且也开始有一些证据也表明似乎这中间是有些事情，可能是华尔街的这些投行的一些精英们，可能精心设计的一个什么东西。甚至有人把它归结为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失误，而很可能后面有更深更贪婪的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田勇：刚才我在车上，我过来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说，他说华尔街危机大概就是一群聪明的华尔街人欺骗了美国政府，就是说华尔街人那么他利用这种冒险格式的，或者只计较短期利益的一种经营手法，那么出问题以后逼迫美国政府来买单。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想可能如果从形式上来看，从现在看来金融危机大概是暴露了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华尔街出问题了。由于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那么它向下游带动作用非常强，所以就得要逼迫政府救市救华尔街。当然我个人想华尔街这些投资家们，他们也不是说刻意要把金融机构个倒了，来让美国救市来保他们。而是讲呢的确从他的经营机制上，由于他只在乎眼前收益，而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考虑的比较少。
 王鲁湘：那么金融危机这个出现以后，很多人也出位在危机的时候，就像汉语这个字所表现的一样，它有危险，同时也有机会。那么这个危险的话似乎好象现在主要是西方世界的危险，但是机会的话很多人认为似乎是新兴国家的机会。那么我们中国也是新兴国家，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新洗牌。这个洗牌的机会显然我们中国应该抓住它，那么应该怎么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郭田勇：这个机会我想从前几天刚刚落幕的亚欧首脑会议，我想也是对这个后美国危机，对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怎么样重构，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未来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我们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应该是有机会的。就是说我们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这个影响力，都应该会得到不断的提升。当然这里头不会说一蹴而就，我们假如说取代美国获得这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个里面可能我们能看到，由于美国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未来单一的这种美元霸主的这个货币格局，未来可能会逐渐发生改变。
 王鲁湘：对，那么金融危机其实也是一个信心危机，因为这种危机主要打击的是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有人说过，就是说日本人生产这个汽车，韩国人生产手机，中国人生产这个冰箱和这个运动服装，还包括这个鞋。
 郭田勇：玩具。
 王鲁湘：玩具，美国生产什么呢？美国生产债务，它把债务卖给全世界，而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很大的买主。全世界的人只要说这是美国的人，那没问题，买它。就是说这是对美国和美元和美国经济有这么一种盲目的信心，那么这样一种思维的定式是不是也导致了今天的某一种，全球性的蔓延，一种不太不可收拾。
 郭田勇：就是你刚才讲的问题，就是美国它这个美元在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的确能够吸引国际资本都去大量的持有这个美元资产。
 王鲁湘：对。
 郭田勇：那么持有美元资产，结果呢就是说纵容了美国的这种过度消费，以及这种举债式的经营模式。
 王鲁湘：它借全世界的钱，然后过美国人的幸福生活。
 郭田勇：对。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郭教授演讲，郭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华尔街投行破产的启示》，大家欢迎！
 郭田勇：关于美国金融危机，我想大家在不同的，无论是报刊媒体还是同学们平时你们上课总听到这个方面的原因。所以说我就不去很细致的从这些成因，从宏观经济这些方面的问题去讲了。我只是讲从现在，站在现在我们看我们想讲几点这个警示，几点启示。我想我大概就想讲三点，主要的启示。
 那么第一点了，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这个金融危机它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未来应当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要探索一种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表面上看，那么美国金融危机那么它发生的前期，它导致大量的资本在美国经济增长很快的时候，大量的国际资产就是涌入到美国去。所以我们经常说美国这个国家它是采取一种举债消费，或者说超前消费，也存在过度消费这个现象。我想并不排除东西方人在消费观念上有这种差别！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正能够形成美国人或者美国经济它这个过度的举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在于以美元为核心的这种货币体系，这方面的原因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美元它现在它是全球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最为主要的投资货币，所以说它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货币。这样的话就支撑起了美国这种过度举债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针对这种情况，我想那么包括这次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亚欧首脑会议，各国首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提出未来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革。我想未来我们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提高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透视呢，这些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发达国家，特别对美国它的这个货币管理方式呢，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未来也应该不断地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特别是中国，那么未来我们中国人民币也要不断推进国际化进程，争取在未来国际货币中也能够形成我们的一席之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点启示结合美国次级贷款，就是说我们还要妥善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那么虚拟资本的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单兵独进，我想这也是很重要一方面。因为我们讲虚拟资本一般地来讲就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这个滥用和过度使用金融创新，是次级贷款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从前段时间反映的现象中我们看到，美国很多投资银行一方面它的资金杠杆比率非常高。比如说像雷曼兄弟在它快要破产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总的负债达到了六千多亿美元，而它的股东权益只有200多亿，它的杠杆比例达到将近30倍资金杠杆比例。当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想跟这个传统的在传统业务下投资银行的盈利空间不断变薄，然后它去寻找新的盈利点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投资银行最主要一个是新股的发行，就是我们讲这个承销IPO，还有一块就是说进行证券的经济。那么在新股发行上，其实我们看美国各大投行在国内业务非常少，大量的业务到中国市场做，做我们国内中国的企业进行海外上市。而在成交上，由于网络或这种互联网等其他一些手段兴起，那么投资银行做这个证券经济这一块盈利也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它本身寻找这个新的盈利增长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就出现了负债比率过高，我们讲这种小马拉大车这种经营方式。那么我们看到一些包括像罗曼兄弟，像贝尔斯登在内的一些投资银行，它们大量的从商业银行购进这个次级贷款，购进次级贷款后然后向外销售。销售以后，然后再拿钱再去买，这样反复来做，就形成了一种高杠杆的资金的比例，形成这种状况。
 当然投资银行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恐怕我想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使之然。就是投资银行它这么做业务，就是说投资银行里面其实这些人都是华尔街最精英的一批人，就是说难道他们从商业银行买来这些次级贷款的时候，他们难道就不知道这些次级贷款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吗？其实他也知道这个里面有可能会存在问题的。但是由于他追求短期利益，投资银行就说我今年能够挣到这么多钱，能够盈到这么多利。然后我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然后我这些员工大家可以把这个钱分掉。所以为了获得当期的利益，那么它对于我这个资产包里面可能存在的风险，他即使他知道他也不会对外进行如实的披露。所以说我想他追求短期盈利最大化，而对于潜在的风险，当然风险就讲未来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所以我对风险就可以以一种宁信其无，而不信其有的态度。我先把这个东西卖掉，我能眼前挣到钱，挣到手再说。我想大概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所以跟它这种形成短期化的经营行为，跟他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关系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欧洲针对这次救市，就是欧洲国家特别像德国提出来，如果你金融机构出问题，让我政府出资挽救你的话，那么好它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你这个金融机构高管层最高的工资收入不能超过50万欧元，这是他们现在提出的条件。他讲如果说你这个收入过分非常高的话，跟你这个业绩挂的非常接近的话，的确在经营中出现一种鼓励冒险的情况，而忽视风险管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从未来发展来我们想我们对待虚拟资本，对待金融创新这一块我们仍然要鼓励它发展，但是不能过于超前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三点启示呢？我们针对这次金融危机，未来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那么使之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匹配。我们回顾从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这个金融尽管其实持续一种放松的情况，就是说从二战以后，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这些年监管持续放松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总体尺度在放松，但是美国的监管机构仍然非常多。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一谈到它的监管体系我们说它是双线多头式的监管体系。所谓双线就是美国这些金融机构有的是在联邦政府注册的，有的是在洲政府注册的，那么联邦政府和洲政府两条线都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这就是双线。多头呢就是说它的监管机构非常多，比如除了美联储之外，还有它的货币机构监理署、存款保险公司，还有SEC，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多个监管机构，美国总共有十多个针对金融企业的监管机构，大家都在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监管。但是在这种双线多头的监管体系下，由于大家都能监管，那么这里面职责划分并不清楚。同时也缺少一个有利的这个牵头方，就是使得在监管中出现了一些漏洞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监管的真空这个情况。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从监管机构来看，我觉得它还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比如说对银行业的监管它只重视从总体上的监管。它只是从控制上我看你的资本金，我看你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比如说83.7%规定的水平，不去干预一些很微观具体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当所有的银行和贷款机构都把贷款放给统一类人的时候，你这个监管机构对这个问题缺乏一种前瞻性，缺乏预见性。因为当所有的贷款机构都给这些没达到条件，或者不具有偿还能力的人放贷款的时候，你仍然信奉那种我不去干预你的具体经营这种监管理念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局部性、单个金融机构的这个经营风险就会累加成一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说我们觉得监管的失误也是美国形成这个金融危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在中国，我们也要吸取这种教训。其实我们中国很多方面我们是做的非常好的，比如说2006年和2007年，我们各大城市的房价上涨非常快，但是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来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看这些政策还是很有必要的，假如说中央不去遏制的话，房价比现在这个水平再去翻两倍、三倍的话，那么一旦经济一走向下行通道，价格一跌跌下来，那么形成的这个损失恐怕也会以一种危机的方式来爆发出来。当然我这么讲的话，我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中资的经营机构，我们经营能力一定比美国的那些金融机构要好，是吧？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中资经营机构这次所以受损失比较小，跟我们的国际化程度比较低是有关系的。假如说我们的中国工商银行大银行跟花旗一样，有一半的网点和一半盈利来自于境外的，我们全球遍设机构去，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同样受到危机的话，我们有可能受到冲击就比现在大了。
 所以说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要有一种未雨绸缪，未来我们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同时又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现有的这个监管体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一直讲创新我们不能因为这次危机就全面否定金融创新，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讲，创新都是这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会出问题，就是由于在创新的同时风险控制没有跟得上，监管环节出现纰漏。所以说我们中国现在一方面仍然要继续鼓励这些金融创新，当然金融创新要实事求是，要因地制宜。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商业银行大量搞资产证券化，其实我曾经讲过，我们中国银行的储蓄率，我们银行的存款水平非常高，我们存款足以支撑我们贷款的时候，我们有不一定像美国那样大量进行资产证券化。美国是属于储蓄率非常低的国家，银行没有存款，银行为了资金周转更为灵活，必然要采取大量的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推动金融创新。
 同时我们要看到未来金融业就是混业经营这一块，应该说是大势所趋，而且的确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说现在我们中国这种监管体系，一行三会，形成这种分业的监管模式，有很多方面对未来混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这个金融创新，它是形成一些矛盾的。未来怎么样有效的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针对未来金融机构经营层面出现的这个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的趋势，来改革和完善我们现有的监管体系，现在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想启示我大概讲这么三个方面。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应当说现在对中国经济还是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那么这表现在我们国内现在无论是对美国的出口，还是我们中国总的出口量，那么这几个月持续的出口增速再往下降。那么国内的经济也出现了企业有的效益下滑，经济效益下滑那么这个情况。所以说从GDP来看，我们从今年初到现在GDP的增幅持续在出现回落，因此大家也都担心未来中国经济会出现下滑。所以说呢，我想针对这个情况，为了消除美国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我们未来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还应当有针对性地作出一些调整。
 首先在我们国内，目前这种经济出现下滑趋势的情况下，而且未来从短期来看通胀压力并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下，从货币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是可以进一步地进行松动的，在这个背景下。当然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一个是降低利率，还有一个降低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块向下走都还有空间的。
 那么大家学这个西方经济学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么货币政策其实它的作用最有效的是当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我把经济往回拉，这个时候货币政策最有效果。而如果是经济偏冷的时候，我要启动消费，我要刺激经济，这个时候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作用要更有效。因为凯恩斯也分析过，货币政策当遇到这个经济要启动经济的时候，货币政策尽管不断松动，但是在下方要遇到流动性陷阱，遇到流动性陷阱会使得货币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所以说当前我们恐怕宏观经济政策上，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我们应该更加重视。
 那么财政政策，我想主要一个出发点应该进一步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一个方面，我们整体的一个税负水平，特别对企业这一块整体税负水平，无论是所得税，还是对服务企业的营业税还是增值税，其实总体上来看是可以继续往下调的。同时中间也应该注意加大结构性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谈我们现在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比较大，未来我们怎么样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扶持一些高新技术的企业的发展未来比较重要，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对这一类企业我们在所得税上，包括在营业税上我们采取差别性的一种税率制度。当然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理论上我们也知道，我们讲这么一个国家它的GDP它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部分的和所组成的。我们进出后这一块出现下降之后，那么要拉动国内经济恐怕要么是依靠投资，要么就是依靠消费这两块的增长。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也要简单辨析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尽量不主张采取扩大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但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我们会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政府主导的这种投资模式本身投资的效率值得怀疑。第二点，那么它就对民营资本或者对于民间资本就是容易形成挤出效应。所以说我们讲如果从拉动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尽量是采取扩大消费的模式来拉动经济。但是扩大消费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件事，首先讲扩大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消费者，他们因为什么要消费？那么就我想首先消费者要消费的话，要有收入他才能够消费。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从收入角度来看，那么我讲就是说第一收入的消费者和高收入的消费者它这个边际消费的倾向是不相同的。或者说越是中低收入的人，它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因此我们在扩大消费中，就国家应该从这种收入政策上进行调整，就是说怎么样提高中低收入人的收入水平。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中央针对这个农民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些措施，它都能够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这一块它形成收入以后它就能够更多的用来消费，而高收入的人话你再给他钱，他家里是什么都有了，他也不一定能形成消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到。
 那么第二点，当然要让他有愿意消费，还要减少他消费的后顾之忧，那么这一块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医疗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上进一步来完善。
 那么第三点呢，那么你得要扩大消费的话，得让消费者真正买到一些性能好的，他所想买的商品，我们这个企业要这个就是说，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型非常重要。我们要提高这个企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它产品的附加值，真正生产出一些能够引导需求的这种商品，这样的话才能最终能够扩大消费。因为时间，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郭教授的演讲！现在就是金融体系已经现在已经崩溃了，一个新的正在重新洗牌和建构之中，我们就给我们一些新兴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大的新兴国家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机遇。在这个中间等于也是给人民币带来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而最近这十几年的话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有点像地区货币的这种感觉出现了。那么因此我们有很多经济学家就很乐观的预计，就是希望人民币在越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货币。那么正好我觉得这一次金融危机，可能会加快这个过程，是不是这样？
 郭田勇：对，可以这样说。因为本身这个人民币的确是朝这种区域化周边国家已经，至少说我们没有宣称，其他国家都可以使用人民币，但是的确我们到周边，我们到泰国去，我们到香港去，我们可以直接带着人民币去。
 王鲁湘：直接带着人民币去花就是了。
 郭田勇：对，我们不用带其他币，我们不用去换货币，所以我们这个的确为，就是说意味着我们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块可能是一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我们自己不用去很强调就是说这件事情。但是随着中国这个国力不断增强，它自然就会向外的一种自发性的扩散，自发性的扩散，有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这次次贷危机以后美元，以及美国现在吧经济出现问题了，而且群求其他国家可能恐怕对美元的这种货币信任度也会有所下滑。
 王鲁湘：下降，对。
 郭田勇：可能为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有序的逐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件事。
 王鲁湘：可以考虑，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家不要存美元了，存人民币吧。那么下面就是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看样子对这次金融危机华尔街那些人很愤怒。因为这次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可以措词谨慎一点就是是不是华尔街的这些聪明人欺骗了世界，欺骗了美国政府，接着欺骗了世界，甚至是欺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金融诈骗，如果有更多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用一个东北人的词语叫做他忽悠了世界，他忽悠了世界。这种忽悠有时候是一个很中性，很难界定的词，你很难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你甚至都不能追究他的道德责任，因为他不是有意欺诈。忽悠这个词有时候本来是想跟你玩儿一把的，结果玩过头了，而且最后他也损失惨重，因为他把自己也折进去了，对吧？所以你还不好说他这个，对他进行过多的这种道德的谴责。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确实憋着一口气，他老觉得这些个华尔街的这些过去的哪一些天之骄子那么骄横跋扈，然后挣了那么多钱。我们这个网友的名字就叫做“秋后算帐”他说这个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各大银行的利润似乎都是假的，大家都在赔钱。只有那些投行高管们其实已经赚足了赚饱了，今天公司倒闭似乎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而他们都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了，却让亿万老百姓倒了霉，遭了殃，那么他觉得是不是应该上他们做一些赔偿，应该给他们一些惩罚？
 郭田勇：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这种收入激励机制关系非常大的，我前几年我经营好，收入我挣了钱了，我挣了钱你不能让我把挣到兜里的钱再吐出来。我现在虽然出问题了，但是由于我今年没有经营好，无非是今年我就不挣钱了。我以前挣的钱那个是我的工资，你不能说企业倒了或者让我把以前挣的钱吐出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所有的企业以后倒了，破产以后，你这个董事长、总经理都要把以前从公司挣的钱给吐出来。恐怕我想如果建立这种激励机制也并不是太合适，但是我们想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这种扭曲的机制使得只盯住当期能够实现的收益，而不去未来他可能面临的风险。就是使得这样的话，他当期这个收益太高。所以说我想就是对这个金融机构金融业这种不合理的扭曲的激励机制，未来的确要探讨，怎么样进行改革，现在是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王鲁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对。好，我想今天在座的有北京大学的同学，也有郭老师学校的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大家可能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可能也思考很长时间了。有什么问题需要和郭教授交流的，向郭教授请教的，请举手。
 提问：郭教授您好！这个美国的次债危机最初是由房市中的问题引起的，然后前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关于救房市的一些政策，那么是不是说明我们中国也出现类似的风险了？
 郭田勇：应当说这个中国呢，我们首先说一个词，我们政府救房市不是为了救房价，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它是一个，房地产价格跌得非常深，然后形成了大量的按揭贷款没法偿还，所以导致次级债最后出问题，是吧？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中国总体来看，我们在银行房地产贷款这一块，我们尽管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但是我们并没有爆发这种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我们银行现在各家商业银行都把按揭贷款视作一块比较好的资产，是吧？而政府现在所以要出台这些政策来这个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呢，我想主要还是由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来让一些广大这个自住房需一求的一些居民，他的购房成本能够变得更低一些。因为我们已经减免税收了，这样的话它是一个从民生角度来考虑。第二个就是说由于房地产业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非常强，比如说我们的房地产业直接联系到这个钢铁、制造、建材这些行业，它这个带动非常强。我们现在经济的确出现一些下滑的迹象，如果房地产交易量如果真正能够恢复上去的话，它对上下游的带动比较强，这样就避免经济下滑，所以这种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经济政策。
 王鲁湘：下一位同学。
 提问：郭教授您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西方国家那种自由市场那种理论是站在主导地位，但是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国家都开始纷纷救市，这种场面应该是几周之前，那些西方国家几乎是想像不到的。我想问的是就是这种理念是不是应该得到一种反思？然后我们中国的这种强势政府的，是不是可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传统？是不是应该提倡一下？谢谢！
 郭田勇：这个确实这个，就是说其实前几年中国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落实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就是说以前美国为主导的这种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这种自由竞争来主导的一种经济模式。那么北京共识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在总结，现在中国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很好的总结出北京共识到底应该有一些什么内容。
 但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进程来看，我们觉得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恐怕跟我们这个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一种主导性的作用，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政府的这块作用比较强，它的确它有它的好处。那么这一次在美国这个危机以后，当然有人讲美国现在是采取一种社会主义这种方式来拯救它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是吧？所以在德国也出现了马克思的这种《资本论》出现畅销的情况，大概也能反映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恐怕西方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学术界和政府机构一些人恐怕巴黎现在会对市场经济这个基本理念这种根基，在他们心目中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动摇。看起来这种机制可能没有办法去避免经济的这种大起大落，对吧，很难避免。
 所以说我想你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可能为未来，就是说那么从西方国家来看嘛，他们这种市场主导的这些，市场主导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确呢，可以跟我们这个中国这种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比较强，然后政府这个在经济中发展作用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这种模式是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但是呢，我对于想说什么？就是可能我想从经济的根基上来看，还是要以鼓励市场化、鼓励自由竞争为主，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率，它的经济效率才能最高。
 但是作为政府呢？从宏观领域来看，那么一定要提高它这个宏观调控或者说提高这个经济政策的这种前瞻性，能够及时发现市场中的一些失灵的一些情况，因为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某些方面出现问题要及时发现，不要让问题自我膨胀，最后爆发出危机。所以说做好这个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市场经济这种微观基础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有效结合。我觉得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未来都应该做的一件事。
 王鲁湘：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我们在慌忙救市的同时也需要冷静的反思，危机终会过去，而此后的金融体系却需要调整和重建。美国神话的破灭再一次告诉我们，理性的世界没有永远不倒的奇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协调，需要创新和稳健的平衡。好了，我们再一次感谢郭田勇教授今天作客《世纪大讲堂》！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世纪大讲堂》咱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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