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企业家迷恋曾国藩？ 
 中国企业家中,公开或半公开地以曾国藩为榜样的大有人在,因为成天都在与企业家在打交道.所以,最近我下决心去攻读一下曾国藩的东西,力图搞清楚他有什么 值得我们的企业家如此神往? 
 坦率地说,我读不进去。当然，在这样一个知识多元化的年代，我们自己读不出去的东西，未必就没价值，就象我们自己迷恋的很多东西，也未必就有价值。
 有记者问我：难道公司中就没有政治吗？
 回答是：当然有。不但有，而且十分严重，我甚至可以负责地说，如果目前那些在舞台上依然风光的中国企业家，如果其中哪个不是深暗公司政治的高手，那恐怕他 自己早就下台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读不进曾国藩的东西。
 对事还是对人？正确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我为什么读不进？回答很简单？因为我认为曾国藩的东西基本没用，因为我觉得中国企业家迷恋曾国藩其实是个假象。也就是说，在中国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 其实暴露出的是中国企业家对现代企业运行逻辑的某种陌生或隔阂！
 或者说，在中国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是中国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而选择这种领导方式，并不是曾国 藩有多高明，而是我们的企业家对另一套简单而有效的科学管理方式的不懂或不熟！
 有时候，我们发现，正确地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在如何管理公司这一问题上，我觉得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把问题提错了。在他们那里的问题是：如何管理 员工才能把公司做大做强？而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员工做的事才能把公司做大做强？
 这两个问题好象差不多，但背后的逻辑却是天壤之别！基本的区别在于，在迷恋曾国藩的企业家那里，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而在我看来经营企业的出发点是事。在迷 恋曾国藩的企业家那里，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人搞定，而在我看来，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把做事做好。
 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种对事物运行规律把握的技术。而什么是权术？权术是对人际关系进行把握的技巧。管理无疑需要某种权术来增加综合和协调能力，但权术却 会将企业运行变成政治的游戏！
 这就是商业与政治的本质差别！所谓政治，本质是讲的是权力的安排与行使。而所谓商业，本质却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交换与争夺。凡是关于权力的就是政治，而凡是 关于经济利益的就是商业，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所有行为必须最大化的体现公司利益
如果我们去买菜，无论你与卖菜的为价格如何争吵，这都是商业而不是政治。但如果你不是去买菜，而是你看这个卖菜的不顺眼，从而想找人不让他卖菜，这就不是 商业而是政治。
 由此，我们就发现所谓的公司政治，在本质是商业而不是政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把公司中的权力斗争叫做公司政治，但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有本质区别 的。道理也很简单，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本质是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权力的安排。
 所以，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中都存在公司政治，但全世界任何一家优秀公司的政治都有非常明显的底线：权力是公司利益体现！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级优秀公司的权力安排，有着十分清楚的逻辑与框架：首先是明确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领导权一定是在股东利益的制约下行 使。其次是明确的雇佣合约关系，保证员工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公司利益。
 之所以要有这样一种底线，强调的仍然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所有行为必须最大化的体现公司利益。为什么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中，领导 者必须是半个政治家？结论是国营企业从本质上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
 同样，为什么世界级的那些优秀公司中，比如ＧＥ，一旦韦尔奇的接班人上台，另外几个候选人就要离开ＧＥ？为什么我们发现某些大公司，比如摩托罗拉新上任的 中国区新总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批自己信任的人提上来？结论也很简单，ＧＥ要的是公司利益，摩托罗拉要的也是公司利益。
 当公司利益是明确的时候，权力的背后是明确的责任。这就象授权一样，我之所以给你权力是因为我明确了你的责任。同样，在有明确的责任下，重用谁，或淘汰谁 就是行使责任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讲的：权力来自于流程――你的权力大小是制度流程赋予你的，而不是谁任命的。
 比如，财务人员有没有权？这取决于你的财务制度与流程是否清楚。在清楚的情况下，那怕总经理也没权随意报销，也要听财务人员的。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明确的财务规范，企业将会怎样？把这点想清楚了，就会懂得一部分中国企业家迷恋曾国藩背后的真相――他们对现代企业运行逻辑的 某种陌生或隔阂！
 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
在曾国藩的“迷恋现象”中，如果把责任完全推到企业家身上是不公平的。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下，我们的特色阿是暴君与暴民共存。我们随处可见若干权谋员工 或主管的“卓越表现”，或者说企业家是在明处，这些极富“权谋”的员工或主管是在暗处，防不胜防呀！
 最近一个企业家告诉我，某某著名咨询公司出来的一个ＭＢＡ到了他这儿，没到半年带着一笔生意跑了，跑的时候，还有几万元的出差借款还没报。
 “你说我要花时间去告他？”是呀，如果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ＭＢＡ都如此，那谁还可信？
 在曾国藩那里，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可以说数不胜数。我相信，那些修练曾式管理法的企业家，最后的境界是达到从人性上把这类人看得清清楚楚。从而，从第一天 起，别说你是ＭＢＡ，就是归国洋博士，要玩这种阴谋诡计，就象小孩与大人玩捉迷藏一样。你好好干可以，只要有什么三心二意，没等你跑，我就把你先清除了。
 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如果企业在招聘的时候，象跨国公司一样强调必须有过去雇主的推荐信，那么这位老总就会发现，这位ＭＢＡ离 开那家著名咨询公司的时候，就曾有过卡住公司电脑不还的闹剧。如果财务严格的话，借款也不会几个月不报！
 所以,有些问题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权术水平高低,但实质上却是制度出了漏洞。是通过“曾式管理法”中的悟道来识破 “人性之恶”，还是用制度与文化来控制“人性之恶”？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似乎都是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做起来就难多了。但问题是现代企业是一百多年工业文明的产物，除了遵从工业文明内在的演化规律，我 们还能做什么？更让我们感到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独立于官僚体系的商业组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适用于官僚体系的权术，而没有适用于 独立组织之管理。从古代中国任何一个优秀的思想家那里，都找不到现代管理的根本规律，这点恐怕是那些热衷于以史鉴今的人们想不到的。
 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管理的本质是规律，权术的本质是谋略。权术服务于规律，这就是公司政治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