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研究资料选编 （第一辑） 吴守忠为民企开“良方” 2 赵晓：民营企业家的“两栖化生存” 4 屈宏斌：中国新富的成因 4 许知远：让”骆驼们”穿过针眼 4 张国庆：为中国民营企业寻找长寿的“维生素” 4 吴敬琏：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4 仲大军：中国民企现状 -- 脆弱性与复杂性并存 4 历史选择民营经济 新锐民营企业将不断涌现 4 成熟与操守还有缺陷 盘点民营企业家十大内伤 4 五大瓶颈被突破 民营企业更生猛 4 郎咸平：给民营企业“赎罪”机会 4 职业经理人是制约民企发展的瓶颈 4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4 中国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误区 4 钟朋荣作客搜狐谈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4 王松奇作客搜狐谈民企症结及原因 4 总编在线：何力谈如何做财经新闻 4 周孝正周四作客搜狐谈民企的道德困境 4 裕兴公司总裁祝维沙作客搜狐 4 保育钧、钟朋荣作客搜狐谈民营企业出路 4 吴守忠为民企开“良方” 12月13日，首届浙江民营企业峰会在杭州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浙江省2000多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浙江省副省长钟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荣宝、省政协副主席王玉娣、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及著名学者钟朋荣、项兵、潘云鹤等出席峰会并发表讲话。奥康集团副总裁吴守忠应邀出席峰会并发表主题为“民营企业如何留住人才”的专题演讲。 吴守忠在演讲中结合奥康的用人之道着重阐述了四个观点，即：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要家族式企业不要家族式管理、企业对人才流 动的双重心理、人才创新是企业首要创新工作。吴守忠指出，世界500强企业中，90%以上的企业绩效管理做得很好，奥康集团自1992年起就慢慢淡化家族管理，重用外来优秀人才，2002年奥康投资100多万元请北大纵横咨询公司的专家为公司设置扁平化组织架构，并通过科学的绩效考核，改变了以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观念，在操作中，绩效考核每季度考进行一次，年末进行总评，使同一个岗位出现不一样的工资。在实际工作中，奥康坚持有德有才，提拔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德有才，限制使用；无德无才，不可留用，对每一个进入公司的员工都要经过“三关五训”，即面试、笔试关、专业测试关、总裁审核关，军训、岗前培训、在职培训、专业培训、选拔培训，对于一些曾经离开公司又想回到公司的优秀员工，奥康仍然予以重用。吴守忠还指出，“没有不适合的人，只有不适合的岗位”，奥康人力资源部专门负责为员工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根据员工的兴趣、价值观、资质等制订不同类型的发展计划，并在公司通过正规教育、岗位轮换等为员工提供职业发展空间，此外，奥康为留住优秀人才，先后投资5000多万元，建造了高规格的员工生活小区，小区每个房间配置了空调、有线电视和宽带，内设餐厅、活动中心、蓝球场、足球场、超市、洗衣房、医务室等集休闲娱乐一体化。吴守忠最后强调，没有最好，合适就好，面对信息化高速发展时代，各产业的特点、价值链、管理模式、留人政策的差异，其人力资源工作的方式、内容也有所差别，奥康愿意与大家一起努力，认真做好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招揽人才、用好人才。 吴守忠的演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一轮又一轮的掌声及现场各大民企负责人的提问，并在主席台后方接受了新华社、中新社、浙江电视台、浙江日报、赢周刊、新商务、每日商报、浙江市场导报等数十家媒体的专题采访及上百人的观众签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商校的专家学者与吴守忠进行了友好座谈；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浙江省民营企业研究院及省有关部门领导对吴守忠的演讲及奥康的做法表示高度的评价。 据悉，“首届浙江省民营企业峰会”由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主办，系浙江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企盛会，有关专家指出，此次峰会的召开对实现浙江民营经济“二次飞跃”、促进全省民营企业各层次从业人员综合经营、管理水平的实质性提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悉，出席此次峰会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共有200余家，演讲嘉宾除奥康吴守忠外还有正泰南存辉等4位。 民营企业如何留住人才(奥康集团副总裁 吴守忠) 二00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加“首届浙江民营企业峰会”，感谢组委会给我们一个发言的机会，与关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精英共同探讨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省的民营企业起步早、发展快，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民营企业的地位，指明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认为，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质量是基础，品牌是生命，人才是根本。因此，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民营企业如何留住人才。 首先，我想阐述以下几个观点： 一、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在古希腊时期，发现了杠杆原理的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豪迈地说过：“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回首人类历史的变迁，特别是100年来的巨大发展，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知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杠杆”，而人才便是其中关键的“支点”。谁拥有了人才，留住了人才，谁就能独领风骚，谁就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尽管在如今的信息社会里，软件和硬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造物先造人。江泽民同志也曾讲过：“世间万物，人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二、要家族式企业不要家族式管理 十多年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推动我省经济建设走上快车道。从民营企业的形成来看，大致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种是从个体户起家，逐渐积累发展起来，或直接由家庭成员投资兴办的家族式企业(家族式管理)； 一种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式企业； 还有一种是通过组建、承包、买断乡镇或国有企业转型的“红帽子”企业等。 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归一个或少数投资者所有。其中，家族式企业在成长期又因具有合作、决策的优势而更为普遍。但不论是家族式，还是合伙式，较多的民营企业都偏向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即企业由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作为统帅，以家长的身份带领亲信，实行高度集权化的管理。在民营企业初创阶段，这种由血缘、地缘、学缘关系结成的强大联盟，蕴含了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利益和情感。即便是当企业出现挫折时，共同的利益也能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应该说，家族式管理在民营企业成长中功不可没。 但是，如今国际市场大门已经打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随着企业快速的发展，家族式管理也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一是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均为个人或家族掌控，由于高度集权，不利于进行科学、合理地决策； 二是大多数民营企业缺乏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过于求稳，不易做大做强； 三是用人机制不完善。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家族中不可能产生许多“优秀可靠”的人才。即使有，也是非常有限。许多优秀人才由于很难融入企业家庭圈内，其抱负得不到施展，很难有个人成就感，无奈只好走为上策。 三、企业对人才流动的双重心理 民营企业对人才的流动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 过低的人才流动，组织活力不足。 过高的人才流动，对于员工培训、岗位职能、技术规范、市场客户、商业秘密等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更有甚者，个别重要人才的离去，有可能会引起企业人事地震、带来经营风险等。 因此，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既要解决企业管理体制问题，又要根据企业发展目标，改革和完善用人机制，为各方面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用人所长，唯才是举，使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从而推进民营企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四、人才创新是企业首要创新工作 下面，我想结合实际谈一谈我们的一些做法。 1、淡化家族管理制 1988—1991年是奥康集团创始阶段，当时主要的岗位都是亲戚朋友在负责。自1992年起，奥康就慢慢地在进行淡化家族管理制的改革，公司有意识地让一些亲戚朋友从管理层中渐渐退出，开始重用外来优秀人才。如今公司共有5位副总裁、5位副总经理，除一位分管营销的副总裁是总裁的弟弟之外，其它高层人员全部是聘用的。当然“吃水不忘挖井人”，对创业元老，公司仍做到有情有义，保留其股份、提高其待遇或者转向第三产业，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让优秀人才来施展才华。现任总裁办主任的罗会榕，来自江西，虽然年龄只有二十六岁，在奥康时间也不长，但才华出众。刚进公司时只是行政事务部一名秘书，一年不到就被提拔至营销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后又被提拔为营销事务部经理，今年又被任命为总裁办主任，协助集团总裁开展日常工作。为了进一步打破家族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去年公司还投资100多万元请北京大学纵横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的专家，在公司工作四个月，帮助我们设置扁平化组织架构，进一步创新了体制，理顺了关系，提高了效益，对企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未来市场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十六字的用人方针：有德有才，提拔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德有才，限制使用；无德无才，不可留用。 对每一个进入公司的员工，都要经过“三关五训”。 新员工进奥康的第一关，是人力资源部面试、笔试关；第二关，用人部门进一步加强专业测试关；第三关，总裁审核关。过了三关的人员，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招聘渠道主要有内部竞聘、内部选拔、员工推荐、媒体招募、人才招聘、大专院校定向招聘、到国外引进和委托猎头公司帮助寻找。只有广开招人渠道，才会有更多物色人才的机会；只有严把招聘关，才能避免因挑选过程不当而带来不必要的流动。 招到了合适的人才之后，企业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优秀人才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非常注重自身的学习提高。企业要想持续发展，留住他们，必须始终要让每位人才不断地掌握新技术、新知识。在奥康，人力资源部每年年初都会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年度目标、员工考核情况、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等方面来确定公司培训计划，归纳起来为如下五训： 一是军训。每位新员工进公司后，必须接受一个星期的军训。军训有利于培养员工爱国爱公司的精神，养成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的优秀品德，弘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团队精神。 二是岗前培训。一个员工刚刚进入一个组织时，他最关心的是学会如何去做自己的工作和与自己角色相应的行为方式。人力资源部有专门负责岗前培训的人员，对新聘人员进行包括公司文化、发展战略、规章制度、基本政策以及与所在岗位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员工掌握公司的政策和行为规范，具备完成本职工作所必需的基础知识。 三是在职培训。也叫综合培训，由人力资源部安排的针对所有员工素质提升的培训。为了让在职人员接受创新意识的熏陶，我们就请一些专家、教授来公司上课，现场设计开发人员潜能的一些游戏，来训练员工，拓宽他们的思维。为了创建学习型的企业，公司还规定每位员工一个月要有20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个月要举办一期奥康论坛，公司高层领导、中层干部和一线员工轮流上台演讲，让员工在轻松的氛围中增长知识，得到锻炼。 四是专业培训。为了鼓励员工在本职岗位上有更大的突破，针对不同岗位的要求，对员工进行专业知识培训。今年七月份，我们将全国所有的物流人员、市场开拓人员、财务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专卖导购员，分批组成相应的班级，聘请国内资深专业人士，对他们进行了封闭式的三天三夜专业培训。 五是选拔培训。对一些优秀的有发展潜力的一线人员，经过各方面考察后组织选拔培训，建立人才库。去年，在全国挑选了三十位骨干，集中在永嘉县人武部进行一个月的训练。 先是由部队教官进行一个星期的体能训练；其次由公司总裁、外部专家为他们进行管理知识的培训；然后带着课题，分组派赴全国各地进行市场调研，每人都要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最后举行相关的考试。考试之后，再结合平时的考核情况，对处于前列的人员，予以重用。像浙江公司、湖北公司的两位女经理，都是去年选拔培训的对象。今年，她们负责的公司的销售，都做得非常好。 为了避免培训流于形式，不管员工参加的是哪一种培训，在培训结束后，都必须接受相关的考试。2003年公司投入的培训经费达203万元，对打造优秀团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3、人才使用轮岗制 为了让每位奥康员工少一份遗憾，多一份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信心，实现公司人力资源需求和员工个人职业生涯需求之间的平衡，集团人力资源部经常同其它部门领导和员工一起商讨，根据员工的兴趣、人生价值观、个人资质、行为取向，指导员工思考当前所处职业生涯的位置，制定出不同类型、不同特长员工的未来发展计划。并在公司内通过正规教育、绩效评价、扩大现有工作内容、岗位轮换，来为员工提供充分的职业发展空间。如果一个干部或员工，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时间太长，就会缺乏工作动力。同时，视野不宽，不利于向上发展。因此，工作岗位的轮换是十分必要的。来自四川的郭勇，到公司工作八年，由于为人诚恳、工作能力突出，先后被提拔为生产主管、生产部副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今年又被任命为产品物流部经理，主管奥康、康龙、美丽佳人三个品牌一年十多亿的销售任务。 还有些员工在这个岗位上可能发挥不了，但若轮岗到另外一个岗位就会发挥得很好。我们有一位姓陈的员工，毕业于某科技大学皮鞋设计专业，进公司后被安排在技术开发部从事皮鞋设计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设计出来的成果，公司不满意，他自己也不满意。后来经过沟通，发现他虽然所学专业是皮鞋设计，但他更适合于从事外贸工作。现在他在国际贸易部负责日本方面的贸易，业绩很好。这就是奥康总裁经常所说：“没有不适合的人，只有不适合的岗位。” 4、建立科学合理的员工绩效管理机制 我们经常听到员工抱怨：“为什么他业绩比我差，可待 遇比我好，有时还被晋升？”于是，许多优秀人才就会因感到不公平而离去。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缺少一套公正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没有把员工对企业的贡献与待遇、晋升公平合理地联系起来。 据统计，世界五百强企业中，90%以上的企业，绩效管理都做得很好。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从今年开始，我们公司也在建立这项制度。每季度考核一次，年末进行总评，绩效考评的结果一律与薪酬挂钩，使同一个岗位出现不一样的工资，不同的岗位也可能会拿同样的工资，真正做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对考评结果，两次都处于末位的，给予淘汰。通过绩效考评，还改变了以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观念。以前，干部们在工作上获得上级授权和信任后，有的会主动去完成，有的就开始敷衍。现在，在企业里则是“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每季度上下级都会订立考核目标，实施过程管理，用业绩说话。 5、创造良好的留人环境 如何留住优秀人才，为企业发展服务，环境的好坏很重要。1999年，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造了三栋员工宿舍楼；去年又投资3000多万元，建造了一个占地28亩的“三星级”员工生活小区，成立了专门的物业管理部门。小区里有235个房间、40个套房，每个房间都配置了空调、有线电视和宽带，可供2000多人居住，还有员工餐厅、活动中心、蓝球场、小型超市、洗衣房、医务室。各种设施配套齐全，休闲娱乐一体化。 由于奥康的用人机制活，留人环境好，一些曾经离开奥康的员工都想重新回到公司。我们也根据企业发展要求，允许他们“好马可吃回头草”，凡是优秀者，符合公司要求者，都予以重用。 总之，没有最好，合适就好。人力资源的管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全面整合，也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特别是面对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时代，各产业的特点、价值链、管理模式、留人政策的差异，其人力资源工作的方式、内容也有所差别。在此，奥康愿意与大家一起努力，认真做好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招揽人才，用好人才，为谱写浙江民营经济的新春天再做贡献！ 谢谢大家！ 赵晓：民营企业家的“两栖化生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赵晓/文 民营企业家步入政坛时下渐成热潮。对此有叫好声——视之为改革开放一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不乏尖锐的反对声音。笔者看法有所不同，我不反对民营企业家从政，但反对民营企业家的“两栖化生存”。 何谓“两栖化生存”？即这边从政，那边做生意，长袖善舞，两不耽误。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国有企业的领导可以从政，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不能从政？但是，用国有企业领导的行为来论证民营企业家行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本身是没有说服力的。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许多行为属转轨性质，有些是特殊的，有些甚至是畸形的，这些并不是改革的最终追求。 民营经济的发展近来出现两大趋势：一是民营经济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新中国成立到2001年，中国民营经济先后经历了“濒亡时代”、“萌芽时代”、“观望时代”、“承认时代”、“确认时代”、“鼓励发展的时代”以及“求同时代”。而今后的趋势是，民营经济很快就将进入“主体时代”。这可以说是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大趋势。对于这一趋势，笔者无条件叫好，因为民营经济天生就该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民营企业家步入政坛成为热点。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就有100多名非公经济的代表人士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33名非公经济的代表人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而上一届两会的指标才48名），数量上有很大突破。而在地方上，数量就更多了。其中，浙江的徐冠巨和重庆的尹明善已担任相当于副省级的高级职位。 笔者绝不反对非公企业家进入政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谁都可以从政，凭什么要将民营企业家拒之门外？但是，笔者以为，“两栖化生存”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涉及到对市场经济的一些深层次认识。 什么叫市场经济？“平等”或者说“公平”的交易经济才谈得上是市场经济。任何一个经济体通常都有两种趋势：一是越来越变成平等交易的经济，表明市场经济的秩序在不断扩展；另有一种情况则相反，市场经济朝着不公平的方向走，这表明市场出了问题，市场秩序日趋瓦解。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市场秩序朝不同的方向走？我们知道，市场竞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下，价格竞争是重要的武器。但是，竞争最有力的武器还并不是价格竞争，价格战像手枪一样，真正厉害的竞争武器是垄断，以垄断来赢得竞争，就像是迫击炮的威力。 当公权侵入私权，当政府管制强加到市场运行中时，其实已经没有了市场经济，因为当平等交易被特权窒息致死的时候，市场经济也就随之而死。哈耶克曾说，市场经济秩序具有自我扩展的趋势，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会越来越完善。然而，哈耶克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前提条件就是公权和私权必须先界定好，大家只能通过小米加步枪的竞争才能赢得竞争，而不能依靠经济竞争之外的“终南捷径”——驾起大炮向竞争对手发动进攻。 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中国民众最恨的就是“公权”与“私权”不分、权钱交易。而权钱交易的一大表现是手握公权的人下海，却不放弃“公权”，从而出现“公权”、“私权”不分的情况。然而，以“公权”而入“私权”，在改革的进程中终成过街老鼠。但如今换了一种情况，民营企业家从私权进入公权，中间却没有任何防火墙，出现了所谓的“两栖化生存”，其路径虽然和前者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无实质不同。 民营企业家“两栖化生存”的最大弊病就是容易将人引向不创造财富，反而损耗财富的“恶性竞争”中不能自拔。我曾在去浙江的调查中了解到，不少民营企业家称，以后要想把企业做大就必须从政，不从政就不可能做大，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已经从政。这让我深感忧心。因为，如果竞争合理公平，并不一定会有失败者，因为市场的饼可以无限扩大，每个人的私权利也都可以扩张。但现在商人们不去市场竞争，而是竞相去找市长或干脆自己当市长。这就好比经济领域的竞争不满足，还要进入公权领域龙争虎斗。然而，公权与私权不同，它是有限的，从来都是僧多粥少，因此恶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一部分人得势，另一部分人干着急。而抢到高位的人就像是“红顶商人”，很容易凭借手中的“迫击炮”消灭一大片，到头来，社会将渐从“创造型”进入“分配型”，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瓜分财富的人却越来越来多。 这样，危害的就不单是市场经济变革，甚至会是我们的文明进步。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21种文明，现在大多数却消亡了。他得出结论说，所有文明的消亡皆不是他杀，而是自杀。文明如何“自杀”？汤因比说，一个文明兴旺发达的时候，必然是“优秀的创造者少数”占据舞台中心的时候，但是，“优秀的创造者少数”因各种原因很容易雨打风吹去，转而，“优秀的统治者少数”成为舞台主角。由此，“两栖化生存”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民营企业家从政大门的打开，仿佛让民营企业家们看到了一块诱人的新大陆，但如果处理不好，这扇大门也可能是通向危险之境的大门。 在民营企业家从政的问题上，笔者有几点政策建议：第一，要确立和完善宪政制度。普通老百姓可以从政，民营企业家当然也可以从政，但民营企业家进入公权领域这一点应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唯此民营企业家从政才有“合法性”，才有足够的民意基础；第二，进一步保护和完善产权。据笔者了解，在从政的企业家中，许多人其实并非对“政”有多大兴趣，只不过是想通过获得政治上的豁免权来保护自家财产安全。所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第三，避免“两栖化生存”，建立公权与私权之间的隔离机制，即建立起必要的公权与私权的“防火墙”。只有这样才有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可言，才能呼唤出更多的“优秀的创造者少数”，而不是“优秀的统治者少数”，才能避免中华文明重回“官本位”的老路。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独家提供，如需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屈宏斌：中国新富的成因 汇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屈宏斌/文 中国的住房和汽车销售额在2002年增长了30％，而这些销售额的70％归属于居民。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城市正式工作岗位的数目持续下跌（大概是年均3％）和农村居民收入踌躇不前的情形下发生呢？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发生的剧烈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富差距的扩大。 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日渐增加的财富集中，使得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约2500万个富裕的城市家庭，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变化还将会在未来10年间为中国带来另外2000万个新的富裕家庭。凭借6倍于城市家庭、11倍于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些富裕家庭们将会继续增加对于大宗消费品的需求，拥有住房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拥有汽车。鉴于目前只有约20％的富裕家庭购买了汽车，中国的汽车市场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 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呢？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破原有计划体制下的收入平均分配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在80年代发展民营企业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独门武器；奖金和其它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措施也被用于国有企业中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僵硬的劳动力市场也逐步放开以促进用工制度的灵活性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增加了工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同时也增加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 劳动所得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由80年代的50％增加到90年代的64％，2000年则进一步增加到69％。与此相对应，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从80年代的30％降低到20％。收入分配的倾斜，一方面越来越有利于劳动力，另一方面也逐渐侵蚀资本的回报水平，最终结果是推动了中国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 居民的银行存款余额（居民储蓄最主要的部分）已经增长到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980年400亿元的200倍！民营化的进一步进展将会在未来数年间推动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居民从ＧＤＰ增长中获益相对较多。然而，这种收入增长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6，而80年代的中国却只有0．33。目前，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也只有0．35。差距拉大的不只是城乡间，中国各个城市间的差距也显著拉大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不平等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收入差距拉开推动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工人所得的工资可以因为技能、努力程度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而出现不同。在80年代早期，医生的收入和一个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差无几，但现在，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高达10倍。这种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将会为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间的持续增长提供推动力。 城乡收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劳动力的生产率高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下。首先，在80年代早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劳动力的20％，近两年更是下降到17％以下；其次，中国的农村从未实行过社会福利制度，因此占到中国劳动力总数60％的农民几乎从没有从政府处领取养老保险、住房补贴或者医疗保险；最后，中国农村能够接受到公共服务（例如教育）的居民人口比例相对城市人口来说微乎其微。由于中国耕地的缺乏，劳动力不得不从农村涌向城市，这样才会最终消除这种收入的不平等。但在中短期内，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和医疗体系对于阻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非常重要。 收入的不平等部分可以归咎于民营化项目缺乏透明性、广泛的寻租行为、税收征收体系的不健全以及腐败现象等等。例如，超过70％的公有住房已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出售给原有住户，而这些住房是劳动报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按照职级的高低在进行分配。因此，高层官员在住宅私有化过程中获利最丰。 尽管中国的政府体系正在逐步进行权力下放，但是各级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依旧非常严重。为此，私人为使企业谋求行政特权竞相采取贿赂政府官员的做法，而中国反腐败法案的不健全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风气的蔓延。国有企业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早已司空见惯，有些国有企业经理层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损公肥私。尽管中国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对此却无能为力。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革并治理结构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但这一切却需要时间。 收入不均的问题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力进一步加深。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的比重2002年仅为6％，远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超过30％的水平。灰色收入、不在岗职工的工资和稚嫩的税收信息系统都阻碍了税收的征收。 那么，这些新富们主要是哪些人呢？尽管我们无法对此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最近的两项研究却为此指出了方向。按照权力、财富和技能的不同，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将中国的城市人口分为10类：高级政府官员、高级经理层、私人企业家、专业人士、公司职员、自谋职业者、服务业从业者、工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前四类阶层是城市中最富有的阶层，不只因为他们的薪金和其它公开的收入较高，而且因为他们的权力和技能使得他们有能力进行寻租和获取非正当收入。这一研究成果显示这些阶层占到城市劳动力总数的15－20％。 国家统计局近期在10个城市中进行的富裕家庭调查揭示了类似的结果。在1万个样本中，超过50％家庭的核心成员是高级工商管理阶层（31．0％）和专业人士25．2。其收入的50％来自于薪金和奖金，34％来自商业利润，其它来自于金融资产的报酬。大体来说，这些富裕家庭的收入在2000年约有11万，相当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11倍。由于全国范围内都存在隐藏收入的问题和过去5年间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问题，2000年的平均水平肯定低估了富裕家庭的收入水平。而且，生活成本的低下使得人们的购买力水平远高于上面的数字。 笔者认为，中国未来10年间将出现约2000万个高收入家庭（这个收入相当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家庭总和）。首先，劳动市场改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将会为那些拥有技能和风险承担能力的人们提供致富的机会。私人企业的总数将会因为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而增加，而这些企业较好的治理结构和较高的生产力又将增加企业家和熟练工人的报酬水平；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会推动中国出口型行业的大发展，而每年250万的大学毕业生和每年超过20亿的基建投资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率。这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第三，尽管经济的民营化将最终有利于所有人，政府也在努力保证出售过程的公平性，但是笔者认为资产的出售将会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而更多地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出售，这意味着特权阶层将有更大的机会来发挥影响力。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将大大增加，而其中的一大部分还将流向一小部分人。这些新诞生的富裕阶层将成为未来数年间中国国内汽车、教育、媒体、金融以及其它个人消费的主体。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独家提供，如需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许知远：让”骆驼们”穿过针眼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Ｊ Ｄ 洛克菲勒曾对前来拜访的亨利 福特告别说：“再见，咱们到天堂里再会。”福特回答说：“您如果能进天堂，准会再见到我的。”当洛克菲勒在1937年逝世时，这个98岁的老人终于彻底摆脱了困扰他大半生的指责——冷酷、贪婪、无法无天的“强盗资本家”。在20世纪初他仍被视作残忍的托拉斯大王，而现在，当初攻击他的报纸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一位曾质询过他的检查官赞扬他是除了罗斯福总统外美国最伟大的公民。《圣经》说让富人进天堂，像让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充满难度，洛克菲勒与亨利 福特还是顽强地让骆驼穿过了针眼。 这个例证能给今天的中国富人们提供某种安慰吗？在刚刚过去的半年中，这个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兴旺起来的群体饱经折磨。他们中最著名的人物正遭受着各自的磨难——刘晓庆在狱中，杨斌被扣押，而仰融则逃避着种种指控并滞留于洛杉矶。这份名单中如今又加入了周正毅，一位明显缺乏教养的“上海第一富豪”。他们都为中国日渐丰厚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提供了新的素材。从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富人的角色经历着摇摆不定的转变，在金钱作为惟一尺度的社会中，他们先是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福布斯》杂志的排名使他们成为大众的明星，接着他们甚至被赋予了某种政治身份，但紧接着他们又被描绘成一群不择手段的人，通过与社会黑暗力量的秘密勾结来获得个人财富。总之，对于他们的所有看法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即使那些并未呈现明显问题的富人，也面临着种种名誉不佳的嘲笑，就像黄巧灵对《时代》的愤怒。这份杂志将之描绘成一个建造了自己的白宫的典型的暴发户，但黄巧灵的抗议与《时代》充满偏见的误读并未能抵消公众对这些富人的流行评价——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并通过骄奢淫逸的方式来展现财富。 如同所有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富人主要由两种人构成。他们中的第一种人因占有政府资源，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将这种资源转化成个人的财富，观察者相信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的转型期中更为普遍；而第二种人，的确是那些更为勇敢（或在既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探险者，他们通过头脑与汗水获得财富，而这种行动同时也不断把政府的边界推向其正常的位置。丹尼尔 耶金称整个20世纪是政府与市场争夺“制高点”的过程，而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开始了政府逐渐对市场让出部分权力的旅程，而中国的第二类富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力量，他们不断试探着政府的反应，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出更大的空间。 狄更斯在19世纪中叶感慨工业文明摧毁了伦敦穷人的生活。但仅仅几十年后，人们就发现，英国整体的生活水准、卫生习惯都有了明显的飞跃，他们渡过了那个可怕的原始期。在很多时刻，新生命的阵痛与随之而来的混乱场面是很难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痛苦与混乱之中，你如何清醒地面对现实，用更可行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对于中国富人的问题，毋庸置疑，在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卑鄙与肮脏的手段很可能像自身的勇敢与智慧一样重要，他们引发公众情绪也正因为他们手段的不正当。而他们在一个灰色地带上建立起的王国，则侵蚀了政府的绝对权力。像每一代最初的创业者一样，他们身上充满了野蛮的不合规范却生机勃勃的色彩。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像仰融一样相信，既然政府没有给他任何帮助，那么他所创造的一切也应该属于自己；或是刘晓庆，她根本没有兴趣交纳自己的税收。他们仍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踌躇，他们能够拥有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吗？当这个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时，他们很难让自己完成由一个野蛮的创业者向更文明的富人阶层过渡的过程。 所以，政府与公众都要作出这样的现实选择：不管富人的发家史多么令人愤怒，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地承认他们的财产的合法性。当然，这一行动必须建立在对应的法治基础之上。在面对周正毅这样的案例时，惟一的方式就是送他们去监狱。 在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将目标更加具体化与公正化，而避免变成一种泛政治化的行动。对于公众而言，不管这些富人制造了多么强烈的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的确值得尊敬。在过去的20年中，很少有人像刘晓庆一样更迅速与频繁地完成自我角色的转化。就像20世纪初的美国公众也要承认，洛克菲勒的财产决不仅仅来源于强取豪夺，它更来自于他的不熄的工作热情与经营之道。 而在中国的语境下，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是，今天的私人企业已创造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或大或小的富人们提供了1亿3千万个就业机会。他们无意中参与创造了日渐自由的市民空间，对利润的追逐，则使他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当然对于富人自身而言，当他们不断被攻击为浅薄与挥霍或是不遵循游戏规则时，洛克菲勒仍是他们学习的楷模。洛克菲勒用他的财富创造了慈善事业，他的儿子则继续树立为公众服务的鲜明形象。同样重要的是，洛克菲勒所创造的石油公司，在过去的100年一直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之一。比起这样的伟大人物，今日的中国富人，仍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独家提供，如需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张国庆：为中国民营企业寻找长寿的“维生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张国庆 面对一些中国富豪和企业发迹不久就“体力不支”的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许多西方企业能常葆青春，这些长寿企业难道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应该说，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有其特别的地方，但在“保持健康”的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诸多可供富豪和企业选择的“健康食品”中，下面的几种尤其值得推荐： 维生素A：企业家精神 美国学者杜克曾经说过，“企业家精神是追求改变和追求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力量。”在很多中外学者看来，诸如中国等第三世界的富豪丑闻的出现背后，隐含的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和破碎。哈佛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批判拉丁美洲企业家精神沦丧时指出，拉美继承了17、18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封建制度，拥有的只是重商主义，哪怕是错误的经济自由哲学其实都并未出现过，只有“一种官僚化而没有规则的国家体制”，企业家精神丧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拉美的经济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家精神缺失有关。在越来越多富豪落马之际，企业家精神被认真地提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毕竟，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现在看来，在企业家精神的所有要素中，正直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一位好的管理者（或父母，或配偶，或政治领导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知道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人。”难以想像，一个不正直的领导人会带出一个正直的团队来。这种正直与声誉直接挂钩，尤其是在安然等一系列公司丑闻爆发后，人们更是把富豪与公司的价值观评价上升到对整个公司价值体系的评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此达成共识：富豪（CEO）必须建立和发展一套价值体系，形成自己的信仰；CEO还要做到求同存异，利用这种信仰和理念来组建核心领导团队，形成和维护公司的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富豪需要为自己的社会角色负责任。 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富豪（CEO）的个人声誉与公司的声誉具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越来越强。博雅公司2001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CEO的声誉在公司声誉中占有48%的比例，这比1999年的调查结果提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在企业家的一系列素质中，可信度成为最受社会重视的品德。安然和安达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反例，事实表明，当一个公司的领导者不再具有可信度之后，就会直接影响到公司成功的能力，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在发展中的中国。我们需要的企业家是那些不愿意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的人，是那些愿意为年轻后进做出表率的人。 维生素B：企业文化 在今天，许多公司对富豪丑闻缺乏防治能力、事后缺乏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文化的缺失，在很多公司，富豪（CEO）自身的文化素质就等同与企业文化，公司内部并没有形成健康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也就很难出现即便是富豪消失了，某种有生命力的价值观依然能够不断持续，公司依旧可以健康发展的局面。 管理大师托马斯.彼得斯说得好，“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于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 ”在他看来，一个大的组织有一点象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正如我们具有信念、态度、目标和习惯因而使我们具有自己的特色一样，一个组织也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我们把它叫做组织的文化或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是稳定组织，使之保持可持续发展动力和可能性的基础。 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企业文化的建立不仅有助于企业不以人事变化而衰败，而且反过来也会有助于对自身的制衡。如果一个企业有着很强的道德力量和企业家精神，那些面临抉择、发生内心冲突的人就很有可能站在正确的一边。 伊查克·爱迪斯在其力作《把握变革》中曾经说过，“纯粹为自己而活着的那一刻，也就是你癌变的一刻。癌细胞消耗能量并不是出于有机的目的，它们除了自身以外不尽责于任何其他事物。在组织中，有些人就是癌变体，而有些组织对社会而言也是癌变体。”他的这种思想与诸多西方企业家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些企业家看来，没有把组织与更大的体系联结起来的共同命运感，就不存在健康的组织，这也使得塑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成为了西方优秀企业的重要工作，成为了它们“长寿”的秘诀。 维生素C：分权制衡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改进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2002年6月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问责及上市标准委员会向交易所董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核心内容一是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要占多数，二是要求加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这份报告的出台在美国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使人们对独立董事及公司内部分权制衡的问题有了更家深入的认识。 从一系列美国公司丑闻可以看出，公司内在的制约机制缺失，董事会、监事会工作不力，是造成此类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这种缺失主要表现为缺乏必要机制保障全体董事严格遵守义务，维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独立的非执行董事缺乏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能力与动力；过分突出董事长的地位和作用。 与此同时，西方企业领导者也正在进一步去除自我中心主义意识，而不再是以英雄和救世主自居。应该说，信息时代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它所倡导的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富豪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英雄主义色彩越浓厚，就越不受欢迎，而且越发具有危险。 董事长与CEO的职务分离也成为一种趋势。在爆发大规模公司丑闻后，美国政府在公司管理方面制定了新的法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加强了工作，但最具现实意义的改革，则体现在董事长与CEO的职务分离方面。虽然这种分离违反了一般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美国公司的传统，但在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大陆，这却是一个公认的习惯做法，而且在防止富豪出轨问题上效果明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CEO兼任公司的董事长时，许多根本利益的冲突就可能存在。如果CEO是雇员，他就必须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就是董事会。而董事会由董事长领导。如果CEO又是董事长，他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董事会又如何监督CEO的工作并且约束他的权力？事实上，一些著名大公司如英特尔公司、丰田汽车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雀巢公司，早就实行了最高职务分离，并建立了具有长期价值的管理制度，而且效果良好。 正如杰弗里·加特所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建立公司管理制度（不管是上市公司或私人公司）的基本原则，是要抓住牵制和平衡这一概念。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是很好的前车之鉴，中国企业应该汲取教训。 维生素D：以人为本 与最初的把员工当作工具个机器进行赤裸裸地剥削不同，现代管理已把人力资源管理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在一些成功的大公司中，员工被当作“成年人”来对待，当作同伴来对待，待之以礼，尊重他们，把他们，而不是把资本支出和自动化作为提高生产率的最主要的源泉。换句话说，你要想提高生产率并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你就必须把工人当作你最重要的资产。这也是许多失败公司带给人们的深刻教训。 在考察了一些长盛不衰的公司后，经济学家发现，这些公司往往是在好几十年前就开始重视人了——在衰退不景气的时候坚持充分就业的政策，在培训工作还很不时兴的时候就积极进行普遍的培训，在比当今远为讲究繁文缛节的时候就在所有的人们间彼此直呼其名……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对员工关怀备至，而员工则回报以忠诚和效益。 不同于那些口号多于行动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很少躲躲闪闪、掩掩藏藏，故意对员工们封锁消息，经理们也乐于听取来自基层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这既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强化员工的责任感，也使得公司决策变得更趋科学而民主。事实上，大多数出色的企业都把它们自己看成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这里不仅有彼此尊重的和谐气氛，有同舟共济的事业豪情，更有完整有力的科学决策，一人独大、视员工如小孩、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则显得十分罕见。 吴敬琏：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引文：】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吴敬琏/文 建设“服务型”政府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全能大政府”包揽了从经济到政治一切事务的决策权。从经济方面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垄断了所有类别的经济信息和经济资源，企业只是政府手里的“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个人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切听从政府安排。 这样的经济体制最终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带来了转机。它促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来说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伟力获得解放的结果。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在一些重大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毕竟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邓小平在16年前就提出过政治改革不能长期落后于经济改革，不过即使在那以后，它的推进仍然十分缓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次SARS危机就使政治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 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130年前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体制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可以以“国家目标”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例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惯不怪的事情。至于一些不法官员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百姓颐指气使，不但不受选民和纳税人的监督，甚至连请愿和“上访”也被看成“违法”“犯上”行为从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SARS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近年来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员利用舆论钳制，一手遮天，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揭露，实在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由于对待疫病等突发事件的这种老做法基本没有受到触动，在SARS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就是按照老套路办事的。SARS疫情于2002年11月初现于珠江三角洲。到今年的二三月间，公共卫生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广东地区爆发了一种病因和传染途径都不分明的烈性传染病。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世界发出出现急性呼吸系统流行病的全球警报。但是我国公共卫生部门继续对公众、乃至医疗机构封锁消息，以致在各医院在知识准备和物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位在广州染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而辗转到太原和北京求医的山西患者，就使这种危险的瘟疫在北京和整个华北地区传播开来。仅北京的人民解放军301和302两个医院，就有数十位医护人员染病，而和卫生部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北大附属人民医院仓促上阵，与SARS进行“肉搏”，导致40多位医务人员倒下、主任医生丁秀兰病逝。到4月上旬，疫情在北京全面扩散，而在这时，卫生部门的负责官员还公然一口咬定，北京只有12个SARS病例，死亡3人；“中国部分地区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正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人们不能不问：如果不是遵循上边所说的那一种传统的套路，对疫情加以封锁，蒙骗公众，SARS疫情何至于发展到如此灾难性的地步，这么多人的生命又怎会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在现代社会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乃是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和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有力手段。但在传统体制下，它们被称为“宣传工具”或“舆论工具”，也就是传达领导声音、落实领导意图、形成领导所希望的舆论的工具。这样，它们的重要社会功能都被这种宣传工具的功能所取代，甚至社会新闻哪些可报道，哪些不能报道，都要由有关领导定夺。 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这次SARS危机初期，有些传媒的领导和某些新闻从业人员生怕宣传主管机关怪罪下来，延误了公众和政府领导人及时掌握疫情的时机，这是使SARS迅速扩散，形势差一点完全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传播体制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SARS危机之后提升我国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项重点工作。 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应该填补“社群缺位”。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更加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体系，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state without society）”。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因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也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功能开始复苏，民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也日渐提高。但是，其他方面的社群组织，例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NGOs）仍然十分弱小，这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很低。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会组织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在这次SARS危机中，这种自组织能力薄弱、市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缺陷使中国除了政府单打独斗，几乎没有社群组织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识、募集资金、为患者和医疗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等活动。 而且，由于科学研究、医疗设施等社会机体都归并到了实行“官本位”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对于病源和诊治方法的正误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科研程序作出判断，而是由官员说了算，“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有人说，中国的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败仗。其实在我看来，造成失败的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而是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在政府采取撤换责任人员和如实披露信息等果断措施以后，由于从全国各地来京打工的民工缺乏社群的归属，北京有上百万外来人员夺路而逃，四散回乡，造成了疫情向防治力量极其薄弱的农村地区扩散的极大危险。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大城市中外地居民缺乏自己的社群归属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 看来，现在应该是开始填补这种“社群缺位”的时候了。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仲大军：中国民企现状--脆弱性与复杂性并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国的民营企业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已经占据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从经济规模上看，约占我国GDP总产出的65-70%，从就业规模上看，目前民营企业吸纳的劳动人口约占我国城镇总劳动力的65%。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已经使我们怀疑：今后的中国，国有经济是否还能成为主体？譬如最近就要动工兴建的宁波至上海跨海大桥，70%以上的资金来自民营资本，几乎是私人资本投资所建。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私营经济对社会的贡献也日益增大。2002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共创产值大约2.5万亿元，实现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约4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万多亿元，吸纳城镇社会就业约1亿人。北京市在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37万人，已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54%。估计到今天，北京市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比例已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60%以上。 总起来看，自2000年以来，在中央政府连续发出有利于私营发展的指示后，中国的私营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有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中国经济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摆脱了自东亚金融危机后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势头，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0%，这种状况都与私营经济的活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注民营企业发展的脆弱性 但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也不断传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譬如本人最近听到的一些事情，河北省徐水县一家最大的民营企业遭到查封，民营企业主孙大午等人被公安部门抓走，企业保险箱里的几百万元现金被撬走。这家企业拥有1500 名员工，资产规模在全国民营企业里也排上号，但就是这样一家对当地经济甚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在一夜之间就被搞得支离破碎。 据说逮捕孙大午的第一个理由是这家企业进行非法融资，私自设立了20多家吸收居民存款的小银行，第二个理由是这家企业的网站上放了几篇有政治问题的文章，结果网站也被查封。 最近我在青岛开研讨会，一位来自贵州的民营企业家张洁叙述了她的企业是如何被政府收编了。这家名叫新源商贸公司的民营企业，原本是一家负债累累的国有商场，在政府的要求下，这家商场从1996年到1998年通过职工现金购股，分两步改制成私有企业。改制完成后，当地政府还将新源公司作为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改制的典型，在贵州省的改制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介绍。当时的省长吴亦侠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七年之后，当新源公司的股东和职工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还清了改制前商场欠下的74万元贷款、消化了原商场积压的42万元商品后，贵阳市政府却于2002年1月14日以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的形式，决定将新源公司收编为国有控股企业，委派国有股代表进驻企业担任新的法人代表，原法人代表张洁女士被劝说调到其他企业当党委书记。 通过这两起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营企业发展的脆弱性，各种因素都可能致民营企业于死地。不管是在业务上，还是制度上，一不小心，民营企业都可能踩上地雷。由于当前我国的金融业对内不开放，任何打破垄断的行为都是犯法，这是民营企业在经营方面遇到的阻力。在制度上和思想观念上，说白了那就是在政治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和私营经济仍然是相当脆弱的，为什么？这与大的社会背景有关，一是“红眼病”根深蒂固，一是有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着不正当性，因此引起社会的反感。这就非常不利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分为3方面，一是改制时沾了国有资产的光，以较小的代价购买了较多的国有资产，改制之后，一直授人以柄，这种改制是一种不公平的改制，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贵州的新源公司，而是其他一些民营企业。 2000 年 1 月 29 日，长沙市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长沙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在这几份文件的催动下，新一轮国企改革在长沙轰然启动。四五月间，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它们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国有股依次仅占6%、21%、32%。 据认为，此次转制最惊人的突破在于它确立的产权“界定”原则。按 1999 年期末会计报表，这三家企业剔除土地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后的账面净资产均超过 1 亿元，如果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置换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按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重新“界定产权”原则的指导下，湘江涂料的国有资产比例便由 100% 变为 20.53% 。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挤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 7000 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 1500 多万元。对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再按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可实行50% 的优惠的规定，由湘江涂料用 500 万元买断其中的1000 万，只剩下 500 万进入改制后企业资本账内。新公司总股本 6000 万元，其中国有股只占 8% 左右；社团法人股占 7% ，社会法人股占 3%，职工个人股占 80%。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 发展到2001年后，国有企业的转制只剩下了MBO一种形式，也就是管理层收购，根本没有普通职工的份。在我下去走访的一些企业中，这些早年的拥有几千人的国有大企业，现在都变成了厂长经理们的。这就是我国私有化的特点：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与行政划拨界定式私有化。在我国的体制下，无论“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旦要搞，就是铁腕推进，很少顾忌。其结果，那就是中国的私有化动作令东欧国家还瞠目结舌。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最近上海爆发出来的周正毅事件，这家民营企业通过挤压拆迁，聚敛财富。为富不仁，也引起上海民众的反感。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和私营经济的政治现状不容乐观。不解决这些问题，私营经济难以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保护在宪法中也难以通过。 历史选择民营经济 新锐民营企业将不断涌现 时间：公元二十一世纪初。 地点：中国广东 场景：汹涌的经济建设大潮日夜不息地拍打着南中国珠江口的海岸。这里已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中国物质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思想及观念最前卫的领地之一。 但经过改革开放23年的高速成长后，这里的政治家们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态势？国有企业在这个地区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日益降低，尽管它还控制着经济命脉和战略产业。外商投资对广东经济高速增长功不可没，其快速流入的势头至今不减。但是，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能不令人警醒。一是本地区生活和生产成本会出现上升趋势，而且一旦形成，将不可逆转。二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外商投资的选择空间已扩大到全国，未来外资是否会继续选择广东将面临考验。在国企和外资对经济的贡献度下降及减速的情况下，由谁来实现广东经济继续高增长的课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理论家们也在思考：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究竟有没有发展极限？这种在跨国公司产业及产业链转移基础上形成的出口究竟算不算广东经济本身的实力？为什么加工贸易占到了总出口的绝大多数，而一般贸易却停滞不前？如果外资因某种原因而大规模撤资，就像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时的泰国，那么，广东经济将何以为继？这种出口加工业对广东本地的产业升级及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究竟有多大？广东的工业化、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能不能通过该模式而得以实现？还有没有其它的途径？ 而实业家们也在思考：在出口加工从当初的来料加工发展到进料加工后，自己下一步的路怎么走？OEM(贴牌生产)还有多长的生命力？ODM(原厂委托设计制造)在未来能否大行其道？它们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能否培植广东自己的产业？当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遭遇出口市场国越来越频繁的反倾销打击的时候，自己的企业该如何提升竞争力及增加新优势？如何实现产品更新及产业升级？在跨国公司不向自己转移研究及发展成果和环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及发展自己的研发部门？如何自立门户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而不再只是充当别人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 面对如此众多问题，广东的政治家和商界、学界精英达成了一个共识：广东必须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及新增长源。这个竞争力就是精英企业团队，它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经济波动的稳定器，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现在的国企虽是精英企业，但它特殊的职能决定了它无法像一般商业机构那样高效率地追逐市场机会，因而也就不能承担促进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大任，而只能对经济起到有限的稳定作用。外资虽然新鲜有活力，但它毕竟姓“外”，一有风吹草动便惊飞而去的“鸟群特性”，决定了它难以成为广东经济的坚强依靠。 于是，这一角色的承担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民营企业身上。20多年前，广东的民营经济在中国最先起步，20多年间，广东民企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贡献和经济活力大大高于国企，在某些方面甚至毫不逊色于外资企业。当然，广东民企也有自己的缺陷：企业规模小，总体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等等。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产生了再造广东民企的需要，才有了让民企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呼声。财富及进步就是在改变中实现的，历史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 这种提升不再仅仅是一种创新，而是一种变革，甚至是一种革命。它不仅将对民企自身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民企的观念、形象、组织、管理、技术、文化发生彻底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后果就是广东经济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脊梁，广东经济自主权将因此而扩大。它将从根本上改变广东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中高度依赖外源性经济的特征，而使内源性经济成长为广东经济的主力。也就是从目前的出口替代转向进口替代，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经过进口替代这一环节的充分发展，其经济必然缺乏独立自主性，更谈不上任何竞争力，在同国际垄断资本的全面较量中将会一败涂地。 而进口替代环节的充分发展比出口替代要艰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要称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一种革命的原因。但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广东人绝不会因此而却步，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是广东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杨匏安、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们已经为中国人树立了创新求变的榜样。在今天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创新传统和精神将会在经济领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最早在中国发育并形成气候的广东民营经济，也定会在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推动下更上层楼。 在现实呼唤民企的今天，在上上下下对民企的发展已形成共识的今天，再次出现民企风将不可避免，新锐民营企业及精锐民营企业家将不断涌现。时势正在造就着民企，而民企也正造就着时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是历史的选择。 成熟与操守还有缺陷 盘点民营企业家十大内伤 从改革中破茧而出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断接受着市场风雨的考验和洗刷，其艰难的创业之旅有着太多的无奈。面对着一次次的危局，三株的吴炳新向众人公布了自己的“十五大检讨”，飞龙的姜伟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大将风度的段永基掉下过辛酸的眼泪……我们不能过分地苛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具备西方国家企业家的那份成熟和操守，但我们希望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漫漫长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深刻地自省，进而抖搂掉身上的尘埃。 目光短视 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头脑中，企业目标却被大打折扣。好多人把赚多少钱定为目标。 目标对于一个企业相当重要。它是企业寻求创新和成长的冲动，保持永不满足的精神。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在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头脑中，企业目标却被大打折扣。好多人把赚多少钱定为目标，什么赚钱搞什么，什么热做什么，今天炒房地产，明天玩股票金融，赌博心理很重，目光再稍微远点的就是将企业有多少资产作为目标。其实这些都不是企业的正确目标，正确的目标应该是根据产业和自身的优势，确定你在哪一个产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如果以利润和资产为目标的话，往往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因为如果以资产为目标，那么大量的收购企业就可以完成，但这并不等于是一个好的、成功的企业。目标是一个远景，比如用友集团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中国财务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四川希望集团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微软的目标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办公室都用我的软件等等。所以，企业一定要以产业的特征和自身的资源优势来确定目标，而不能以利润和资产为目标。 独断专行 在中国的民营经济中，孤独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一个被社会无限扩张的话题，也是一种现实的诱惑与梦想的陷阱。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中，专制独裁、强人政治人物为数不少。在经营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或在企业初创时期，这种领导风格还具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提供作出大刀阔斧经营决策的环境，为企业尽早积累原始资本。但当公司进入成长、成熟期后，管理层就特别需要依靠懂得现代管理科学的专家来从事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目标管理。不少国内民营企业在初创时期都依赖于企业领导人的决策和能力，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十足，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而当企业进入成熟成长期后，在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对企业领导者的要求更高、组织更需要团队合作的情况下，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就会成为公司发展的障碍。有些企业内部虽然表面上强调建立团队、鼓励合作，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无法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在管理团队时，许多公司高管者不知该如何下放权力。他们往往事必躬亲，依然是个人打天下的做派。 实践证明，“老子天下第一”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在公司进入规模后会带来巨大的弊病。如果说强人统治能够在家族企业、初创企业奏效的话，将这种管理风格套用在已进入产业成熟期的民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身上就不一定行得通。独断专行的管理风格曾导致国内一些民营企业领导层出现缺位，造成企业在第一把手离任后经营状况全面下滑。因此，在笔者看来，企业的管理风格应当是能给企业创造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高压政策和独裁垄断的管理风格最终将导致人心涣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貌似威严，推行公司经营政策时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但却不是独裁者。他经常到员工中了解调查情况，不时给员工口袋里塞一张便条，由此在员工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实际上，独裁武断的领导风格并不一定是自信的反映。 缺乏诚信 随意编造经营业绩、制造良好的企业数据、上市圈钱、操纵基金、欺骗股民和诈骗民众等经营手段已经成为一些企业发财的重要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曾在提交人大的议案中呼吁中国企业加强诚信观念，并建议通过相应的制度解决中国企业诚信问题。易中创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新宇将诚信问题归结为中国企业道德素质的缺失。这些来自民营企业家们的呼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恰恰切中了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要害部位。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商业交易中经常采取欺骗手段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国内媒体披露的令人震惊的案例告诉我们，随意编造经营业绩、制造良好的企业数据、上市圈钱、操纵基金、欺骗股民和诈骗民众等经营手段已经成为一些企业发财的重要途径。 有人说民营企业出世也快，死亡也快。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但同时每年又死亡10万多家；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将在10年内死亡。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如此地短命？民营企业的成长带有很强的机会色彩，靠一项优惠的政策或者打政策的“擦边球”和玩政策方面的“猫捉老鼠”游戏就能产生一个民营企业；在我国体制转换阶段，许多民营企业都是靠制假售假起家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法规还是政策都处于“默认”状态，因为中国太需要新生的市场竞争力量来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不少民营企业家于是就将仿伪制假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正当国有企业大刀阔斧进行内造活力、外树形象的改革之时，民营企业还在忙着点数靠不正当手段赚来的钞票，在苏南、温州等民企火爆的地方成为造假基地时，民营企业就成为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当市场日益成熟起来以后，市场的选择功能和淘汰功能也强大开来，微利取代暴利，消费者主权取代生产者主权，买方取代卖方，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将会感受到生存的极度艰难，缺乏诚信的企业和企业家不会得到民众的承认，最终就会被淘汰出局。 忽视激励 在中国的一些民营公司中，技术知识往往被视为第一要素，老板总是强调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却忽视人的因素，忽视建立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能够有效支配资源的高管人员。 在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一方面招不到人才，另一方面雇佣职业化的管理人员后会发生经理人员的“背叛”，高科技人员在不同的中小企业中跳来跳去，不能长久地为某一公司效力，有些公司内部人员流动率每年高达50％，企业因此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类公司中没有、不能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忽视对员工的激励，忽视员工的心理因素。的确，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的核心资源、核心技术掌握在老板手里并不是好事，因为企业要获得更大的发展，这种核心技术、核心资源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可是一旦别人知道了，就有可能自己去干，同你竞争。而且，通常他走的时候会带走好多的人，即“叛将”会带走许多“叛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体制不完善，法律对经理人员的“背叛也无能为力，那么，企业就要在“贿赂”员工上面下工夫。一个民营企业要取得发展，要敢于出让自己的一部分股份。员工有了一定的股份，就能产生吸引人才的力量，员工背叛的可能性就小了，就会跟着自己一起走。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非常重要，再完善的法律也不能够保证没有偷窃行为。在中国，可信赖的职业经理人比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还要少。很多企业垮掉了，不是因为它有战略问题，而往往由于没有解决好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比如，郑百文的垮掉，是因为郑百文许多分公司经理利用郑百文的销售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成本都是郑百文的，收益都是自己的，这样的企业有再好的战略，再好的产品也会垮掉。 张力错位 目前许多民营企业在一味地追风上市，但民营公司必须明白，在上市获得外部资本后，有可能创业者要失去一部分对企业的控制权。 一个企业的成长除了人力资源外，如何获得资本资源也是重要的。企业初创的时候是很难获得外部资本的，你有发展能力，但别人不相信，人家不会把钱投给你，这个时候只能靠自己起家。但在持续发展一段时间以后，别人已经知道你的能力了。这时就要想办法获得社会资源。而能否获得所需资源就看企业自身的张力了。 企业的张力之一就是上市，因为这是企业获得外部资源的最有效途径。目前许多民营企业在一味地追风上市，但民营公司必须明白，在上市获得外部资本后，有可能创业者要失去一部分对企业的控制权。资本市场有资本市场的逻辑，一旦获得内部资源，资本就会变成一个主人。比如新浪网是王志东创办的，但当外部资本成为主导的时候，王志东就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干不好就要下台。另一方面，上市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比如上市要求披露财务数据，原来是自己家的事，只要交了税就没人管你，但上市以后就成为“pub lic com p a－n y”（公共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是“公众”的事了，财务要透明，商业秘密因此消失，当股东知道你的商业秘密的时候，你的对手也会知道，就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同时，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宏观政策由原来保护所有的上市公司转为监管违规企业。如此之重是民营企业时下所不可能承受的。 企业张力之二是获得政府支持。政府对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都十分重要，因为政府主导政治资源，政府又是最大的供应商和最大的客户，甚至决定你的未来、你的风险。但是很多企业在同政府的关系上产生很多麻烦变成政府的一个“托”，企业最终还是垮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湖北幸福集团的周作亮，为了满足政府的偏好把企业做大，但这个企业真正倒的时候，政府不会为它承担责任。实际上，政府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要练好内功，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帮扶上，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搭在同政府的关系上，否则将非常危险。 管理粗放 从总体上分析，中国企业家的管理理念、风格和方式过于粗放，不够细腻。在推进公司战略过程中，往往是具有一流的战略，三流的实施能力；在履行具体政策中，不少民营企业缺乏细微的监管体系措施和具体可行并可量化的管理政策，导致公司的战略往往是虎头蛇尾，无法落实。 一些民营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组织内部往往缺少详细的职务分工和职务分析体系，新聘的员工对自己的责权利经常是搞不清楚。企业员工的招聘手段也是简陋粗放，缺乏细节。还有，一些民营公司鼓励员工实行目标管理和绩效评估，但到年终业绩检查时，并无具体的用数字支持的监督方案可寻，结果绩效管理仅仅是走过场。 之所以出现以上情况，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所受的文化熏陶和他们的成长路径直接相关。作为一个群体，民营企业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自己所处时代甚至是先前历史的印痕。以土地作为立身之本的“农业文明”使得中国的企业家还保存着对土地的丝丝眷念以及对与土地的本质特征相近的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痴情追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家不问产品生命周期，一上来就跑马圈地、盖石房、买机器，结果固定资产投入很多，流动资金难以为继，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同时，在中国，领导时代先河的还是世袭的房地产大亨或是与农业高度关联的产业。如今稍具规模的民营企业主们，无不是当初靠吃苦卖力、低价进和高价出的粗浅经营手法迅速积累起数量巨大的原始资本的。这种特定传统文化造就了民营企业家“靠先知和力气打天下”的思维定势，使得民营企业家失去学习的内在冲动。全国工商联在国内21个城市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有70％左右的民营企业家竟然不懂财务报表，90％以上的民营企业主不懂英语和计算机，大多数企业主甚至不看书，不看报，更别提钻研管理理论，进行知识更新了。结果是，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些年来激烈市场竞争的残酷事实给我们的教训是：企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整个流程的实施必须细化。要在竞争中取胜，一流的细腻的管理风格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要素。 盲目多元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企业的经营完全变成了“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坑，最后，“四面出击”的结果就是“四面楚歌”，企业也就在这种游击战中渐渐地消灭了自己。 有许多民营企业家认为企业的发展应该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房地产、金融证券、生物保健品、资酿酒业、IT行业，什么都想来一把。但最后他们发现，由于自己专业知识的匮乏，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结局大都是“各线告急”，弄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企业的经营完全变成了“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坑，最后，“四面出击”的结果就是“四面楚歌”，企业也就在这种游击战中渐渐地消灭了自己。之所以搞多元化发展的民营企业成的少、败的多，其最主要原因就是：第一、能力不足。一个人的知识面是有限的，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在每一个行业都堪称是专家，那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杀机。每个行业都有其各自的取利之道和回避风险的办法，这一点作为一个外行是不会看到的。他所能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已。第二、资源不足。这里包括人力、资金等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因此，过去是酒厂的副总，现在变成了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过去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变成了证券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而这些人在专业知识方面和管理经验上是严重不足。每上一个项目，都需要一定的资金，而企业的现状却是根本无力去“四面开花，于是各个项目都被拖住。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就这样垮了下去。 当然并不是说多元化完全不好，但多元化必须建立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上。本田公司能够成功地进入与己无关的行业，如汽车、割草机、水下引擎和发电机等，是因为它拥有在发动机方面形成的核心能力；摩托罗拉公司建立在其无线通讯技术专长之上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使其在核心业务交换机等通讯产品市场上享有持久的优势地位，在BP机、双向移动无线装置和蜂窝式电话等产品领域也鹤立鸡群；SONY公司的“微型化”能力使其在家用电器、微处理器、包装制造、供电管理等多个领域遥遥领先……做大但不做滥，固本立基，兼容他业，才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值得学习的地方。 疑虑下属 一些民营企业不但没有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反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内部权力之争，最终导致企业丧失凝聚力，无法枪口一致对外。 国内外优秀企业家的经验证明，企业文化的形成对实施公司的战略规划、发展壮大员工队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中国的海尔、联想等企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发展了一整套公司理念和经营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人要充分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正是这个道理。 然而，一些民营企业不但没有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反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内部权力之争，最终导致企业丧失凝聚力，无法枪口一致对外。企业失去了凝聚力，也就失去了他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为了实现企业最大化的目标而在企业内部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一种社会资源，它是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企业增值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组织内部共同协作的能力，而这种协作能力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的。 在一家企业内部，倘若没有相互信任，缺乏共享的价值观念、专业知识以及共事合作准则，那么，其员工之间就无法彼此信任，企业的社会资本难以形成，经营效率难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也就不可能得到增强。有关社会资本的著名国际案例是美国王安公司的兴衰史。王安公司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并非它缺乏人力资源———1984年该公司的营业额高达33亿美元，雇有2．48万名员工，可谓实力雄厚———而是缺乏社会资本，缺乏将公司内部员工相互凝聚的社会基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王安本人对家族外的美国高层主管不放心，也不信任。 因此，当外部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便把公司的大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而本应继承权力的美国经理却遭到了冷落，结果导致了许多有才华的经理人在关键时候离职而去，使公司业绩一败涂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营销偏向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在产品问世以后，再拿出去找市场，他们考虑最多的是产品的功能，而不是其产品市场营销的环境和市场营销的可操作性。 人们传统的市场思维都是先从产品开始的，产品问世以后，再拿出去找市场，市场找得怎么样，找市场的水平的高与低，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但你会发现，许多产品问世以后，却找不到市场。这样一来，企业的亏损是免不了了。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这种做法，他们考虑最多的是产品的功能，而不是其产品市场营销的环境和市场营销的可操作性。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和市场营销的核心战略是什么。大多数人都狭义地理解“市场营销”就是单纯的广告促销和经销商的连锁加盟。更有甚者，有人还把营销和推销划上等号。他们不知道还有诸如像“市场的入点”和“切入方式”等等说法。引发上述问题的根源，除了经营者对市场营销的狭义理解以外，还有就是一个市场营销的思维方式问题。 在这方面，民营企业家最容易犯的具体错误有：（1）刻舟求剑。几年前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项目上赚到了钱，几年后以为在这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还可以赚到钱，孰不知已时过境迁了。（2）盲目追风。人做我亦做，人云我亦云，他们不从人力资源、市场环境、经济规律、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去考虑，而只是盲目地追风。（3）盲目创新。不考虑产品在市场营销方面的可操作性，盲目求新，结果事实证明，市场并不是什么创新都接受的。（4）富贵险中求。有很多所谓的“老板，由于对现代企业经营的知识知之甚少，总是认为求大财就一定要冒险，张口闭口就是“富贵险中求，最后，财没有求到多少，自己还成了“阶下囚。（5）急功近利、只攻不守。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来不及考虑诸如市场环境、经济规律等问题，满脑子只有利润，结果后来发现自己的资产是越做越少。 疏于选人 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企业家个人的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决策人在人老了、退休了或者不行了才匆忙选择接班人，因为随时调来一个就行了，民营企业就万万不行。 俗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企业也应是“失败有三，无后为大。”这个问题在中国企业界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就像过去中国人都是在病床上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子女叫到身边立遗嘱，而外国人一有资产的时候，20岁就要立遗嘱。外国大公司的接班人是每年董事会要讨论的问题。杰克·韦尔奇选定伊尔梅特花费6年心血，山姆·沃顿让位格拉斯几经周折，比尔·盖茨交权鲍尔默也是考验数年。国内的企业家都是在人老了、退休了或者不行了才匆忙选择接班人，这在国有企业可能可以，因为随时调来一个就行了，民营企业就万万不行。 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企业家个人的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刘氏兄弟凭借1000元本钱搞养殖，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饲料大王”；柳传志寻机下海，创办计算机技术发展公司，打造出了联想今天的辉煌……这些时下赫赫有名的中国企业在创业者手中像变魔法似的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人们知道某个企业往往是从知道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开始的，昔日的创业者自然成为今天大众崇拜的英雄，企业家的个人名望要大于企业的名气。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企业家难免不产生一种职位的优越感，个人的经验思维于是成为范式。但这并不能成为个人“禅让的前提。实际上，一个企业是否成功，要取决于个别人离去后，企业是否还能够正常地发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应当是一个杰出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在这方面，柳传志做得非常好，柳传志选接班人10年没有停止，从联想一开始就培养了两个接班人，一个是杨元庆，一个是郭为，并且在很早就让他们在某些方面独当一面，让别人知道他们，让政府知道他们，让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知道他们。否则你的接班人选好了，但藏在屋子里，结果你退休的时候，新的接班人上来，别人不知道，谁都不相信他。所以要给接班人锻炼的机会，自己在适当的时候该隐退就要隐退。 五大瓶颈被突破 民营企业更生猛 民营企业正在挥别一个青春激情时代。 牟其中、胡志标、怀汉新、吴炳新……一颗颗耀眼的流星燃亮星空，又倏地陨落了。一批批“民企英雄”们创造了历史，又被历史淘汰。 国家统计局城调队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5.7年。据此，在最近广州举办的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民营企业活不过6年”作为一项议题被与会专家及企业家们热烈讨论。 五年前，经济学家魏杰曾下过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阶段，非常痛苦，我预计再过十年，现在的民营企业200个中间有一个保留下来就不简单，垮台的垮台，成长的成长。” 死者为什么死去？生者为何能活下来？民营企业怎样避免重蹈覆辙？怎样才能活得精彩？十六大后政策扶持为民企带来哪些新生机？ 五大瓶颈被突破民营企业更生猛 瓶颈1：私有产权难保护 据不少广东民营企业家反映，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没有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立法在保护私有产权方面不太清晰。 突破：制定法律保私产李超认为，现在第一个瓶颈正在逐步突破。12月23日提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物权法一编中规定：“国家保护私人储蓄；国家保护私人投资以及因投资获得的收益。” 其实，保护私有产权这一精神已经在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体现出来了，该法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这与正在审议中的物权法的精神是一致的。 瓶颈2：乱收费多负担重 广东省已经多次发文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基层部门在具体执行上不太落实，许多基层部门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民营企业负担比较重。 突破：谁乱收费举报他李超说，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六条第二款就是专治乱收费现象的良方。该款规定：“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不得向中小企业摊派财物。中小企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有权拒绝和有权举报、控告。 瓶颈3：行业垄断市场乱 据调查，广东消防、电信、供电、供水、卫生、环保等行业的基层垄断行为较严重。正常的市场秩序根本无法形成，也滋长了腐败行为。 突破：杜绝不平等交易而《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七条将促进全国建立有利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该条的内容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依法参与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的权利，不得歧视，不得附加不平等的交易条件。” 瓶颈4：民企用人成本高 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淑枝分析，在广东的私企中，人员流动性极高，加上私企因得不到必要的政策支持而导致用人成本很高。 突破：想法吸纳大学生李超说，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指日可待。《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拓宽渠道，引导中小企业吸纳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 瓶颈5：融资困难资金缺 目前，资金不足问题已成为影响广州市个体私营经济二次创业的首要问题。一方面私营企业因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信用程度不高等原因，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只有抵押 贷款一种，对私企的金融支持手段单一，私企难以通过银行解决资金需求问题。 突破：增加渠道促融资李超说，《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二章专门讲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问题，中小企业除了从银行渠道融资外，还能获取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各类担保机构将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中小企业可以依法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性融资担保，甚至可以到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本报记者段少云 减少行政命令加强品牌建设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什么长不大活不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当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一个好的政务环境和社会环境。”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超，在就民营企业发展问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他还强调：“广东在这方面的动作将会很大。在日前举行的2003年广东省计划会议上有信息表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亮点。明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出台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李超认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一直在持续地改善；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出现了突破制度瓶颈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给正处于迅猛发展的广东民营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广东民企曾有很好的发展，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权利应该减少。 政府不要过多介入市场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职能更多在鼓励民间创新、更多简政放权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不要过多参与市场利益的竞争；而应减少行政命令。此外，政府审批过多将导致效率低下，甚至滋生大量腐败。我建议可以学学外地一些创新的做法，比如加强企业资格审查、鼓励民营经验的做法。 组建地区性品牌对民企来说，企业首要的是生存，要重视品牌建设，但在打造品牌时要顾及自身财务安全。要选择适合自己规模与能力的品牌，必要时政府可以出面牵头组建地区性品牌，比如在一些行业集中度极高的镇和市。 不按牌理者出局 民企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军人物以“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为标榜。岂不知，如果人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那么还要牌理干什么？一位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还有谁愿意跟他玩牌？ 中国企业家要真正地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一项比技术升级、管理创新乃至种种超前的经营理念更为关键的工作，是重塑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 大东园蓝永东：败于资金黑洞 大东园的老板蓝永东是广州的首批个体户之一，20年前从摆地摊刻图章起家，1991年在沙河开办大东园饭店，开始了大东园的一段历史。风光时，蓝永东频频参加公益活动，前后捐资500多万元。2000年开始，3家大东园酒家拖欠员工800多万元工资，还拖欠中国银行、天河信用联社等金融部门2．19亿元以上的巨额贷款，债务总额共计2．8亿元。日前，大东园酒店被摘去三星级的称号，而该店的老板蓝永东仍然下落不明。 据知情人士透露，20世纪90年代蓝永东向银行借钱并向社会人士集资，许诺较高的利率。蓝永东把筹到的钱大肆扩张，可惜却没能带来效益，而主要的盈利项目大东园酒家搬到龙洞以后，生意一落千丈，大东园开始拖欠货款，装修款等等，最终资金黑洞在2000年后盖不住了，债主找上门来，把大东园告上法院要求还款。而在财务管理方面，大东园也漏洞百出。蓝永东为人豪爽，随意允许客户挂账，有的单位欠下上万元的吃喝款，最终也导致大东园因资金短缺而关门。 大东园的兴衰反应了广州部分民营企业的缺陷之一：创业初期不惜以高利等方式吸纳资金，但运作时资金使用不当，造成负债累累、周转不灵，最后败于资金黑洞。本报记者段少云 华隆卢俊雄：不走正道终落败 卢俊雄10岁时就用10元零用钱开始炒卖邮票，1991年进军房地产，后来成立了广东华隆发展公司，一年后卢俊雄的资产就增至了2亿元。1995年，卢俊雄的生意出现了危机。1998年6月，仅在房地产项目，卢俊雄就拖欠了上亿元债务。到2000年4月东方宾馆( 相关 , 行情 )起诉卢俊雄拖欠巨额租金案，向广州市中院申请执行时，卢俊雄已经“人间蒸发”了。 对卢俊雄的失败，广州南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先弟是这样说的：对于卢俊雄，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认为，他揽财骗人手段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做人不地道，不走正道，是依靠“情商”来带动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一个企业家的智商和产品来主导，这也是民营企业导致覆辙的共性。 而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原局长助理金贻国认为，卢俊雄一案仅是极个别的现象，若政府不加强对民营资本的监控，民营企业由于其特殊的企业性质大多会偏离于原有轨道，走向不利于人民群众的发展方向，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可以说，卢俊雄是聪明的，但也因为他不将聪明用在正途上上，最终导致了亡命天涯的命运。在失败了的民营企业中，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 爱多胡志标：败因不仅资金链 著名的民企广东爱多从盛极一时到老总胡志标被捕，在业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赢周刊总编辑熊晓杰第一个爆出了爱多的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并曾深入分析爱多的败因。他认为，爱多败局表面上是由于资金链断裂造成，是由于股东内部矛盾外化所引爆，实际上是产权不清、监控不力、制度不健全、个人诚信有问题等综合因素种下的恶果。 说爱多产权不清，实际上不是指他出资人搞不清，而是在有明确的出资人的前提下，爱多的实际操盘人胡志标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制度约束和权力监督。其他股东把钱交给了他后，公司主要由胡和他的老婆（负责公司财务）把持，根本无从知道他的资金运作怎样，公司有多少钱，经营情况怎样，以至于股东跳出来质问为什么好像赚了那么多钱自己却分不到利润。上亿的资金黑洞被突然引爆出来后，股东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别说胡的手下大将们的茫然了。 另外，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高速发展之后，爱多没有在管理、人才等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夯实基础也是一大败因。一个亿的资金短缺相对于爱多来说其实并不足以致命，但当资金链演变成了内部既有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时，其结果必然导致了爱多的失败。 巨人史玉柱：文弱书生爱豪赌 最后导致史玉柱身败名裂的巨人大厦，原本计划盖38层，后来由于种种理由加到了70层。在整个国家都处在激进洪流的时候，是没有人回觉察出这一连串的偶然和随意中所蕴含的风险和不妥，没有人看见，危机的导火线从此时开始已经在咝咝冒烟了。 在当时，盖一座38层的大厦，大概需要资金2亿元，工期为两年，这对巨人集团来说，并非不能承受之重，可是，盖70层的大厦，预算就陡增到了12亿元，工期延长到6年。不但在资金上缺口巨大，而且时间一长，便也充满了各种变数。 可是，史玉柱却信心十足。当时巨人的6403汉卡在市场上卖得十分火爆，1993年的销量便比上年增长了300％，每年回报有3000多万元，如果保持这样的势头，盖楼的资金应该不成问题。史玉柱犯了一个很多青年企业家都容易犯的错误：把预期的利润当成了实际的收益，并以此为基数，来设定自己的规划。 谁都没想到，就是这座被视为史玉柱和巨人成功丰碑的大厦，最终导致了巨人的突然窒息。 狂沙吹尽始到金。在同样的大环境下，为什么有些民企短命，有些则活得久，活得好？ 让我们听听一些健康长寿民企的生存之道 提高自身素质最关键 创维黄宏生：让经理人当家作主 不久前，对于不少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现象，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认为，更主要的是企业内部的原因。他认为，在政策层面越来越宽松的情况下，如何突破企业自身的发展瓶颈便显得日益迫切。 创维曾经历过几次重创，其中两年前陆强华率手下100多人集体跳槽事件差点将创维逼入了绝境。为了寻求生存之道，创维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转变：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国际化领导团队的转变；从“打工文化”到当家作主的文化转变；从单一依靠国内市场到扩展海外市场转变；从中国的民营企业到国际化企业转变；从财务管理到资本运作转变。 黄宏生尤其强调企业文化。因此民营企业必须突破家族式管理的条框，在适当的时候引入经理人并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体系，让“打工”意识变为“当家”文化。 此外，黄宏生表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自身的不断学习和提高也十分重要，老板们必须“与时俱进”。 七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易贤忠 从1993年成立白云电子电器部到1997年成立七喜电脑公司，再到2002年初完成股份制改造，易贤忠领导的七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持续发展了将近10年，营业额也从当初的几万元增长到今年的20个亿。 易贤忠认为，其实小企业因为小，在一个行业中专注下去的时候，生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企业能否发展，除了老板要有一定的能力抓住机会之外，能否在抓住机会的同时，赢得同行的信任和尊重，才是成长的关键，企业才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七喜初期就是在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用诚信赢得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尽管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经营色彩是诟病，但易贤忠认为，当企业初具规模的时候，家族化经营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因为血缘关系所带来的信任和共同的使命感，有助于资金和管理还不理想的民营企业的推动。 在这个时候，具备独特能力的企业创始人如何发挥“独裁”是企业能否加快发展的关键。 易贤忠对民营企业“独裁”的理解是，“独裁是民营企业超速发展最大的优势，因为独裁能使企业迅速对市场作出最快的反应和调整，不用担心层层审批贻误战机。当然，这种独裁必须是建立在理性、准确的市场判断基础上，前提是老板必须能洞察整个行业的正确发展趋势”。 易贤忠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加大，独裁的风险也在加大，当初的巨人和爱多等企业在最辉煌的时候倒下，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原因。这个时候，独裁和公司规范化管理之间的微妙平衡，是企业能否继续发展或者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七喜选择了股份制管理。 易贤忠表示：“民营企业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的优势在于，老板们既是经营者，也是所有者，所以他们对企业的长期和短期目标都有清醒的认识。独裁依然重要，但建立在规范的管理机制上的独裁，可以避免头脑发热的错误决策。” 奥园郭梓文：产品经营转向品牌经营 近几年广州私营房地产企业发展非常迅速，其中奥园不仅在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存活下来，并且活得很滋润。“与体育、教育等密切联系的复合地产模式是奥园成功的关键。”广东奥园集团董事长郭梓文说。 他说，企业做大了，就要考虑从产品经营转向品牌经营，既要经营业主，又要做好资本经营，从企业各角度全方位来考虑问题。 实际上，房地产业可以细化成1300多个工序，可以带动家电、家居、建材、电工、机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奥园而言，已经在住宅产业化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与海尔的合作，与银行的合作，由大生产、大规模定制带来强大的规模优势，比如将装修现场各道装配工序尽量减少，而在工厂的工序多一点，从而达到降低装修成本的效果。本报记者赵亮 补充营养做大做强 广州私营企业协会副秘书长罗斌认为，广州市个体、私营经济总的来说发展良好，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做大做强上一个新台阶。 他认为，广州人一个典型的心态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企业家故意给人造成公司不大、资产不很多的错觉，但实际上合起来你会发现他们实际掌握着大企业，可惜未形成集团规模式经营。另一个问题是，不少企业老板习惯靠自己拍脑壳个人决断，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此外这些企业大多都面临不断更新人才、提高员工素质的问题。 罗斌认为，要做大做强，政府还应加大扶持力度。我个人认为可以从解决融资；加强企业服务、培育市场氛围；扶持实业投资等方面切入。 不必急于走出家族化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常常把家族制企业作为一种落后的产业组织象征，把这种组织形式当作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受此影响，许多民营企业纷纷声称自己要走出家族制。其实家庭企业在竞争力方面是有优势的，‘企业形式无所谓高下，只要在当地管理交易成本最低就是好形式’全盘推翻家族制，等于推翻了民营经济，这是不可取的，应慎重对待民营企业的‘走出家族制’。”日前，在主题为“家族化管理机制及其功效”的2002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达成上述共识。 据国内媒体报道，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在中国大陆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家族式经营的企业至少占到了90％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家庭作坊式企业或单一业主制企业，同时也有合伙制企业、共有制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家族企业是经济社会化的一个必然的长期阶段，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有经济，据估算，规模在20万亿元人民币。 家族企业存在合理性，并不是说家族企业不需要改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华人企业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国有认为，中国的家族企业逐渐出现三种行为取向：所有权家族化、经营层社会化、股权逐步公众化。合理的治理结构成为家族企业永续发展的关键。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在发言时承认，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原有家族管理机制的问题凸现出来。要克服就必须改革，改革有两个办法：一是推翻家族制，建立股份制，他认为推翻家族制，等于推翻了民营经济，这是不可取的。第二个办法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家族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保留家族制，又淡化和提高家族制。 民企守则八大定律 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企业，企业的管理存在一些基本的定律，而企业的失败往往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些基本定律中的一条或几条。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无论应用什么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都必须首先遵循而不是违背这些基本定律，只有这样，企业才具备了基本的安全性。 定律一：有利益才能生存 三株选择了一种“竭泽而渔”的方式、亚细亚采取所谓“不争蝇头小利”的“战略家风范”方式、瀛海威则过早地进入了一个错误的行业，根本不知道何处可产生利润，这些企业都失败了，简单而言，就是没有用合理的方式实现企业的利润。 定律二：强化基础管理 外单位向亚细亚借款800万元，只需跟总裁王遂舟打声口头招呼即可，而不需办任何手续，混乱的管理是导致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企业好比是一个沿着斜坡往上滚动的球，如果没有一个向上的大于这种压力的推力，球就一定会往下滑。对于企业来讲，这个向上的推力就是强化基础管理。 定律三：打诚信战略 秦池的川酒勾兑、三株的虚假广告、南德的虚张声势，最终使他们走上了不归路。在对美国1300万富翁的调查结果表明，成功的秘诀中，诚实被摆在了第一位。诚信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信用的发达程度。如果企业要谋求可持续发展，诚信是维持长期市场穿透力的基本前提。 定律四：要名更要实 大东园的蓝永东在经营顺利的时候，四处参加公益活动，大量地捐钱捐物，为自己谋得许多名誉，但事实上经营方面却出现了资金紧缺的局面，最终导致败走麦城。企业如果要持续发展，脱离造实的造名就是背道而驰，自毁长城。当企业一旦出现一点信誉风险时，客户就会有极度上当受骗的感觉，市场就会地动山摇。 定律五：市场生态决定生死 巨人由于没有与金融机构建立很好的互利关系，结果在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竟筹不到可以扭转局面的“区区1000万元”，以至于史玉柱仰天悲鸣：“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就是。”市场生态是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竞争者、金融机构、社区、政府、媒体等建立的市场食物链关系，脱离或破坏市场食物链的行为，必然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自食其果。 定律六：市场需求是衣食父母 有市场需求才有生产的需要，有生产才能产生利润。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首先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企业是为利润而生成，为利润而发展，且有了利润才有可能发展的。 定律七：避免过分扩张 亚细亚在创办4年时间内先后开办了15家大型连锁百货分店，在自有资本不足4000万元的条件下，进行近20亿元的超级扩张，而这些分店均是开业之日即亏损之时。一些企业失败的原因可以说是因为企业的扩张超越了企业能力边界而造成的。由于超越了能力边界，超常发展使得企业成为脱缰的野马，使企业根本无法被有效控制。 定律八：要激情还要理性 瀛海威的张树新、巨人的史玉柱、亚细亚的王遂舟都堪称激情式企业家。对企业来讲，激情与理性是一对双刃剑，对企业的心智模式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创业时，激情弥足珍贵；创业取得巨大成功时，企业上下通常激情高涨，高估自己，头脑发热，理性就是一贴清醒剂，难能可贵。企业要可持续发展，任何激情式冲动都必须回归理性。 郎咸平：给民营企业“赎罪”机会 “赎罪”机会 民企逐步壮大，很多利益分配和争夺问题逐渐暴露，对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对此，郎咸平提议：“民营企业可以用钱‘赎罪’，具体的‘赎罪’方法为ＢＯＴ和征收累进遗产税。当然，那些证明是故意欺诈犯罪的例子不在其中，它们自然应该被依法处治，断无商量余地。这也是‘轻罪和解，重罪司法’的精义。” “对民营企业家要保护，也要约束。”郎咸平解释，他的提议建立在近两年来与很多内地民营企业接触和研究的基础上，并借鉴美国和韩国的类似经验。 “美国没有国有银行，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因此不存在原罪问题，但美国仍然偏向于采用花钱赎罪的方式解决不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郎咸平举了两个例子。第一，美国每隔约10年会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赦。虽然非法移民违反美国联邦法，但众多非法移民无法缴税也是事实，美国政府大赦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大赦获取税款；第二，美国证监会处理股市较轻微的不法交易也采用以钱赎罪的方式。郎咸平提议的法源基础即在于参照美国证监会的和解案例。在美国证监会强有力并可强迫被告举证的压力下，90％被调查的案子均可不经诉讼而由被告出钱和解解决。 郎咸平分析，这种和解的主要原因非常微妙但却有效。对被告而言，采取诉讼方式，就算胜诉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及不必要的曝光，而一旦败诉，不但会遭受制裁，最重要的是在未来被股民控告的民事诉讼中不可进行翻供，从而面临天文数字的赔偿诉讼。相对来说，庭外和解不会带来这种不可翻供的压力。对证监会调查员而言，由于人手及资源所限不可能处理大量案件，他们也乐于采用这种事实上起到惩罚作用的措施。 因此，这类诉讼之中，被告均选择通过和解而接受禁止令或其它处分，不需要承认或否认控罪。同时证监会调查员也可宣称赢得此案而不需要将被告强押上法庭以接受更严重的处分或不必要的曝光。但和解的事实及法例会由证监会发出和解通知书，该和解通知书可以当作往后调查的案例。但对于重大违法案件，美国证监会一样会进行法律行动而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轻罪和解，重罪司法”的思维我国目前还没有掌握好。目前我们将大大小小的案件以司法程序处理，不仅造成司法体系负荷过重，也造成民企恐慌而形成大量资金外逃。 职业经理人是制约民企发展的瓶颈 不在于贷款，或者是社会对财富积聚的忍耐力，这些都不存在太大问题。关键是，民企缺乏为之服务的职业经理人群体。离我们家不远就有一个列名《福布斯》的民企业主。在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他搜罗尽了他的亲朋好友、同学，以应付管理上不断增加的压力。 一个企业的营业规模达到几十个亿，是非常庞大和复杂的。贯穿企业的单证流转体系，即便是描述一遍都很吃力。缺乏足够多的经理人，最终企业会被自身的发展拖垮。好比一根铁丝，直立起来之后，无法承担自身的重量。 浙江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只有万向一家的收入规模突破了100亿人民币。当然中小企业更富活力，但是也反映了共性的东西，企业缺乏持续增长的能力。一些企业在高速增长之后，实现几亿，或者几十亿的收入之后，收入规模开始徘徊。 为什么缺乏职业经理人？原因很多。当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理人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发现有很多人其实是不称职的，正说明了市场对职业经理人旺盛的需求，企业并不存在太多选择。存在对国有企业的偏好。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说，国有企业有更多资源，并且职业生涯更有保障。某种意义上，还是成为政府公务员的途径。在可能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服务于国有企业，或者，相反情况实际上仍然是比较突出。 外资当然通常也属于私有企业，但是外资跨国公司往往从事拥有较大技术优势的产品，这使其能支付更高的薪金。此外，外资对职业经理人理解更为透彻，外资和职业经理人建立的契约关系，往往更合理，更有保障，对职业经理人更有吸引力。 民企自身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大多数民企仍然属于第一代。第一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外部经理人存在排斥情绪。对职业经理人的认识应该也是有限；必然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问题在于，现阶段，职业经理人是否要去实践这种体验？大多数人显然是不那么认为。 其实社会可以对此有一个推动。以前就有，某些地区规定，对愿意到民企就职的政府公务员，保留人事档案，意味以后仍然有选择的机会。 如果社会有职业经理人团体，那么就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民企有一个选择，同时也是对民企相关问题的指导。另一方面团体对经理人行为实际上是有制约，一个职业经理人表现不佳，很快整个团体成员都知道了，那他就有很大的压力，立足于把工作做好。故而，民企多少可以增加一些信任度。 职业经理人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这一制约被有效突破之后，民企会有更大的发展，真正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方针政策的演变，民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2001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为20.46%；而到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为202.85万户，从业人数2253万人，注册资本1.82万亿元，产值为1.83亿。个体工商户（可视为微型独资企业）为2433万户，从业人员4760.27万人，注册资金435.79亿元，产值为7320.01亿。民营企业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其在发展生产力、培植地方财源、扩大劳动就业、促进公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创造地区经济繁荣、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民营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起点低、底子薄，整体层次不高，竞争力较弱。而且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大多是暴起暴跌，光辉短暂。国内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只有6.5—7岁，而民营企业只有2.9岁。本文研究了民营企业存在的优势及问题，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民营企业的优势 民营企业较占我国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推动技术进步以及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民营企业的资金是自筹的。民营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民间投资，据统计，劳动积累与合伙投资占民企业资金来源的65％，银行投资与信贷仅占10％左右。这使得民营企业主更加关注自己企业的效益，努力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且在较低的负债率下，企业经营的还款和利息负担也较轻。而且由于其资金大部分是自筹的，不需要向公众公布其报表，不需要受公众舆论的压力。 其次，民营企业有较强的适应性。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多为一般的日用产品和一般技术的配套产品，其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容易转型。而且它们经营分散、灵活，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小，其对经济有较强的适应性。 再次，民营企业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民营企业的发展只有20多年的历史，同国企相比，其不存在员工的养老等问题。 二、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虽然民营企业存在以上的优势但是其也存在许多的问题，这值得我们去关注并进一步研究。 首先，在产品质量方面，不仅产品的抽样合格率较低（例如深圳市龙岗区1995-1998年全区民营产品质量抽样合格率在50％－55％之间），而且经营者质量意识模糊，品牌扩张能力缺乏。特别是小型个体私营企业质量管理普遍薄弱，部分企业质量管理滑坡的现象严重。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私营(个体)、乡镇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特别突出。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 而且在民营经济在产品质量方面的标准化、计量等技术仍然很薄弱，制假屡禁不止。有的民营企业业主甚至说凭眼睛就可以看出产品合格与否，其计量意识亟待提高。同时，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缺乏力量，缺乏基础，人力、物力不足，技术较落后,实行产品的质量的标准化有一定的困难。 其次，在管理模式方面，我国目前的民营企业大致有如下几种形式：一种是从个体户起家，逐渐积累发展起来，或直接由家族成员投资兴办的家族式企业；一种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式企业；还有通过组建、承包、买断乡镇或国有企业转型过来的“红帽子”企业等。其共同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归一个或一些主要投资者所有。其中，家族式企业更为普遍。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一般都是家族所有企业，美国目前大约有85%～90%的企业都是为家族所有、经营或控制，而且，许多大企业也是由家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不论是家族式，还是合伙式，许多民营企业都选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即企业由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作为统帅，实行高度集权化的管理。 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企业战略决策错误。因为在于家长式管理模式中，凡事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企业经营者如果一时头脑发热，作出错误决策，而部下又只作为执行者，就很容易酿成恶果。而且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家长式管理模式容易导致严重倾向的独裁和集权化，一些民营企业在赚到一点钱后，家长们就开始飘飘然，盲目自信，时时以元老自居，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私有物，刻意去树立绝对权威。甚至搞个人崇拜，听不得反对意见，导致整个企业管理水准下降，活力减弱，效率降低，组织僵化，上下沟通受阻，市场应变缓慢，员工凝聚力和归属感下降，内部腐败分化，争权夺利，搞派系斗争，企业迅速走向衰败。同时，家长式管理模式使得企业短期投机行为严重，只注重企业的利润，投机取巧，极端不负责任，其结果不仅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而且还影响了市场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再次，在人才方面，民营企业观念落后，任人唯亲，人才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传统竞争手段的重要性正在减弱，人才成为竞争的制高点。但是民营企业家尽管口头上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从灵魂深处却更加相信经验，对知识和人才缺少强烈的需求。他们认为企业是自己独自打下的天下，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凭着自己和家族单方面的努力，而不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这必然影响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而且民营企业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决定了财产继承关系。民营企业试图用血缘关系建立一种天然的信任关系，以保证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但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能力毕竟有限，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仅仅依靠自己、依靠家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很容易导致民营企业暴起暴跌的命运。 三、解决民营企业存在问题的对策 针对以上民营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希望可以提升我国民营企业的素质，增强它们的竞争力。 首先，在产品质量问题上，民营企业要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切实加强对质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彻底改变对产品质量的不良认识。只有从观念上根本改变对产品质量的认识，重视产品的质量才可以彻底改变民营企业的质量问题。同时，民营企业要积极参加打假治劣行动，规范市场秩序，为自己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民营企业还要积极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不断加强民营企业的认证工作。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质量控制管理方法，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要积极采纳国际通行的产品质量认证，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 其次，在管理模式上要减少家长式管理模式的负面影响，建立现代新型的管理模式。在减少家长式管理模式的负面影响方面要： ①着重提高企业经营者和主要从业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转变他们的经营管理观念，更新思想，摆脱狭隘的小生产意识的影响。要进行有关政策法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及科学管理决策等方面的学习培训，造就一批懂经营、会管理、有头脑、了解市场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民营企业家，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企业和经营者提出的要求。 ②广招各类优秀人才，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改善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本状况。要做到内部提升与外部招聘并举，既要加强内部人才的培养，又要注意对外来人员的扶持，要唯才是用，不避亲疏，大胆放权，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③形成自己的组织制度和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管理的好坏关键在于机制的健全和实施，健全的机制可以使得企业按照规定的程序运行，减少企业在不确定问题上所花费的成本。要采取科学的管理方式，综合运用多种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匹配的激励手段，制订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客观公正、完备系统的评价考核机制，培养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保证企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在建立新型的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方面民营企业不仅要充分吸取家长式管理模式灵活高效优势，注意不断改进、总结和提高；而且要在一定阶段果敢地抛弃旧的管理模式，大胆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结合自身情况，大步迈向股份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建立起适应民营企业发展的新型的现代企业科学管理模式。 再次，在人才方面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思想，必须吸收先进的管理思想，转变观念，强化人才意识，注重对人才的尊重、培养和激励，想方设法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利用企业自身的环境优势，帮助员工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不断增强“人才”与“工作”的相互适应性和协调性，实现人才发展与企业发展的双赢。其次要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营造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民营企业必须摆脱其家庭情结的文化因素在企业中的影响，重新树立一种具有稳定性、吸附性和包容性的企业文化，要尊重人才，平等待人，加强沟通，增进交流，在企业内部创造一个愉快、和谐的工作环境，要广招人才、留住人才。同时，民营企业家还必须突破文化教育的束缚，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以吸引有才华的人与其一道工作。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员工努力工作以实现企业的目标。针对民营企业的具体情况，可以： ①在民营企业内部建立职工入股制度。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鼓励他们以资金或自身的人力资本入股，通过适当分配股份使人才与企业利益共享，把人才自身的利益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这对人才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约束，有利于人才的稳定和潜力的发挥。还可以引入股权激励，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力。 ②合理确定人才的薪酬结构，不能把他们和一般人员等同对待，要使人才的收入与他们的实际贡献相符，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励人才努力工作。企业可以以工资为杠杆，引导人才积极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对做出突出贡献的要加大奖励力度。对犯重大错误的员工要严惩，而不管职位高低等。只有奖罚并举，提高人才的责任意识，才能促使人才释放最大能量。同时要注意要把利益激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 ③要注重人才的培养。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在于能够吸引人才，稳定人才，更重要的在于不断创造人才。为此，建议民营企业要把人才的培训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建立完备的教育培训体系，实现教育培训的制度化。 中国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误区 1 过多考虑政治因素，企业文化政治化，难以成为市场的经营主体 我国企业在制定本企业的企业文化的时候，不是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而是过多的考虑政治因素，这与现阶段企业的经营主体由政府干预相对应。为了政治考虑，许多的短视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长期以来人事、财务、政策、管理等各方面受政府影响比较大，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政治特色是企业文化。企业理念并非华丽的言辞或精致的思想设计，仅仅依语言逻辑推出的理念，只能成为暂时装饰企业的花边，它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企业，但却从不可能真正地属于一个企业。只有真正源于企业实践的理念，才能"激起一种共同的目的感，一种特有的使命感和万众一心迎接挑战的激情"，这种激情需要在组织结构中获得每一个人的尊敬与忠诚。为此，国外一般由高层主管或经理负责撰稿，再征求资深经理及员工的意见不断补充完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他亲身参与了这份文件的制定，这使得每一个更容易进入状态。员工会对这样的理念感到振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它的实现有过贡献。另外，有些公司还邀请外部专家协助企业历年的制定，能够获得更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未来做参照，而使企业理念更具有战略性、更具有国际视野、更贴近企业发展实际。然而，中国很多公司对企业理念认识上有偏差，等同于标语口号，因此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进行深入的企业实态调研，而是由公司个别人随意编造出来，有的模仿其他企业，有的把学术上的先进的思想生搬硬套过来，有的根据管理人员偏好加以研究，管理人员满意后就开始宣传执行。这样的企业理念很容易割裂企业历史，片面理解企业现状，缺乏前瞻性的视野，从而与企业的发展实际相脱离。 2 企业中的压制大于鼓励 中国的企业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对企业真正有用的人，往往受到排挤，没有形成鼓励创造的机制与措施。论资排辈、妒贤忌能、枪打出头鸟决非个别现象。 中国企业富涵着大量有创造力的人才，他们是忘我工作的科研人员；是一线奋战的生产员工；是长期在市场中搏杀的销售人员。可是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成果却是寥寥无几，探究原因，有科研与市场相脱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鼓励创造的机制与措施，论资排辈、嫉贤妒能、枪打出头鸟决非个别现象。有多少企业是真正的对企业员工的创造力会认可，并在生产过程中反映出来，而不是仅仅留于表面，留于口号上。说的最好听会不等于做的最好。 说到根上，我们缺少鼓励创造的企业文化。丰田公司每年回收到来自各线员工的建议共计140万条，这种企业文化的整合力量比任何方法更具有价值和生命力。反观我们自己的企业，有不少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员工信息反馈系统，但是问题在于有多少信息反馈系统是发挥了其本来应有的价值，又有多少企业员工的合理意见得到采纳。一方面我们期待我们的企业员工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上来，多提一些合理意见；另一方面我们在对待提意见的员工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态度？怀疑、冷漠、嫉妒…… 3 企业经营的僵化守旧与盲目自信 中国企业有两个极端，一是企业的僵化守旧，老的经营思路一成不变，缺少适时而变、主动求新的内涵；二是企业盲目自信，都喊着要做中国的第一，要进世界500强。当年的巨人集团大家不会陌生吧！ 现代企业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真正的"百年企业"全球也不过数百家。变动是事物存在的常态，企业当然也不例外，也会随着时代的进展发生变革。众所周知，IBM原是生产"打孔机"的厂家，直到小袄森出任IBM总裁，力排众议，实现了IBM向计算机领域的转变，使IBM成为一代"蓝色巨人"。而中国的企业文化，缺少这种适时而变，主动求新的内涵。一种产品，一套机制可以运行十几年市场，直到危机来临。这一点在我国的纺织行业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多少年来，我们的纺织行业采用的设备有多少得到了更新，一直到企业的生存有了困难，企业的领导才想到去更新设备，生产新的产品。我们的企业文化缺少的就是那种"感到压力，便去震动它，震动它，最终改变它"的突破里与变革精神。 4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缺乏更高的价值追求 企业以赚钱为目标，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欺诈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导致了市场竞争的混乱与无序，这与建立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企业活动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要兼顾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人的价值的统一。而我们的企业文化缺乏这方面的觉悟与认可，我们看到的是把蚕食土地、榨取资源视为获取财富的"捷径"，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式的砍伐森林、挖掘矿产、捕杀动物。一些企业为了一己私利和短期效益，不计社会成本，不顾环境保护，乱上项目，随意排放烟尘、污水甚至有毒物质，严重地污染环境，损害生态。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文化需要将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升华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现代环境意识，升华为生态伦理意识。 5企业缺乏生态伦理意识 企业在经营生产的同时，很少考虑到要保护周围的生态环境，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的做法比比皆是。 工业化在全世界加速扩展，大量消耗了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工业废弃物造成的水、空气、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对人类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将导致生态失衡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维系。问题的产生根源于企业，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须依靠企业。为此国外很多企业开始了绿色产品、绿色工艺、绿色营销方面的创新。如美国巴瑞克矿业公司就以"尊重环境，尽力保护自然资源，为后代着想"为价值追求，并通过多种方式努力去做，自觉去做。日本佳能公司从"影像的佳能，信息的佳能"到"社会性生态学的佳能"；从"人与人共生，人与机械共生"到"人与人自然共生"。正是这一佳能理念使其得以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不败。然而我国企业往往缺少这种"绿色追求"，出现一种漠视"绿色"的企业文化形态。表现在保护环境等绿色理念的提出往往由政府部门提出，并作为社会宣传口号来运作。企业本身往往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才被迫研究绿色工艺、绿色产品。而把这种绿色行为上升为企业理念的几乎没有。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一种对社会、对人类自觉负责的绿色理念、绿色精神。如：国家三令五申限制整理太湖流域环境污染，不少企业却仍敢冒风险，顶风上，暗渡陈仓，偷偷地向太湖内排污、泄污。申报通过"绿色食品"审批的企业，在运行中并不一定按照绿色标准去生产经营，大多数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向往"绿色"环保的心理而进行的所谓"绿色营销"，同时其产品范围只限于食品，缺乏普遍性的影响力。 钟朋荣作客搜狐谈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不可否认，民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同时对中国GDP的增长、市场经济的活跃以及国家税收的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社会、法制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管理体制和公司机制的不成熟，导致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民营企业的现状究竟如何？产生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为解答广大网友疑问，特邀请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钟朋荣 作客搜狐，谈一谈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和发展历程。以下为聊天聊天实录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说:最近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成为各方热点关注的问题，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争议也在逐渐增多，产生民营企业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邀请到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先生作客搜狐谈谈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和发展历程。 钟朋荣说:大家好，今天有幸参加搜狐论坛，跟大家一起探讨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有关问题，欢迎大家提问。通过提问和交流，我们大家都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主持人说:首先请您简单谈一下中国民营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钟朋荣说:更大的背景从上个世纪开始讲起，上世纪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革命，第二件事就是改革，建国以前都是革命，1949年建国以后主题还是革命。1980年以前，一直在革命。以后就是改革。 民族资本工业化运动，农村搞公社，搞了很多这样的运动，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把私变成公，把民族资本改革到国有企业，农村里面搞人民公社，一直到70年代后期。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都是斗私，斗私、批私、改私，把私变成公。所谓变成公就是两种所有制，一种叫全民所有制，一种叫集体所有制。 1980年两种公有制占中国经济几乎是百分之百。经济很不景气，问题很多，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就企业本身来讲，大量企业都是亏损的，维持不下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从80年代开始慢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 就是把公的变成私的。 首先是提倡个体户的发展，后来慢慢允许私人办工厂。中国的民营经济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当然还有很多下放青年到农村没事干，很多待业青年，还有下岗职工没事干，这样不得不允许他们干一些个体私营，这样是发展增量，按照公有制的存量不变，发展个体、私有增量。 80年代后半期，主要是90年代，公有制的存量慢慢开始改革，把集体所有制卖给职工、厂长，分给大家，到后来把国有企业或者卖一个车间卖给职工、厂长，这样使得存量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分两块，一块是存量，后来增加了一块私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除此之外，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是存量改革，即把国有制企业逐步改为私有制，因此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通过这两个办法发展起来的。 民营经济在全国已经占了一大半，有的县、有的地市已经占到80％以上都是民营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已经占到85％以上，将近90％。各个地方不平衡，有的地方改革比较慢，民营经济发展比较慢，因此民营经济的比例稍微小一点。总体来看，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特别这些年来新增加的投资、新增加的就业主要还是民营经济。 网友问：中国的民营企业现状倍受关注，对于民营企业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钟朋荣说:对民营企业来讲，最棘手的问题一个是融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靠自有资金是不够的，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无论从观念上、体制上还是技术上，对民营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不如国有企业。企业发展要融资，一块是靠银行的间接融资，一块是靠股市的直接融资。 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另一方面是大银行，国家银行不太愿意给私人贷款，大银行不太愿意给小企业贷款，嫌麻烦，贷款成本高，因此尽量把款给大企业，一贷十个亿。以前还有一个观念问题，认为给私人贷款是方向性错误。民营企业上市受到很多限制，因此中国现在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主要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上市很少。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怎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我有一个看法，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需要三“小”。一个是需要小银行，股份制的民间银行，由小银行为小的民营企业服务。第二个是小的担保公司，民营企业的担保是大问题，民营企业里面很多是高科技企业，没有什么资产，怎么解决民营企业的抵押贷款问题，很需要发展一些规模不一定很大的政府支持的民间担保公司，为这些小企业提供担保，当然是有偿担保。 第三，发展小型的交易所，一些区域性的股票交易所。这几年温州几十万家企业里面，挑几千家好的企业，这些企业规模不大，不可能都到上海、深圳去，但是需要融资，在温州搞一个交易所，温州企业在当地发股票，这样让老百姓把他的钱交给当地优秀的企业来花，建立融资体制。我们现在把融资搞得太复杂，搞上市要好几年，上千万、上百万，成本很高。小企业上市不一定搞那么多钱，现在需要一千万、三千万，发发股票，花完了钱再发行股票。 中国要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急需要一批小银行，急需要一批民间的担保公司，急需要一批小型股票交易所。中国民营企业需要这三小，通过三小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要为民营企业开辟一些投资空间，现在民营企业里面经营有限，竞争性行业也要放开。 现在有一些行业完全可以对民营企业放开，比如银行、书店等对民营企业还是限制的，特别银行，既然允许外国资本到中国来办银行，那应该允许中国民间办银行、办教育，包括媒体。我们有一个观念，媒体就是意识形态，有的媒体是意识形态，有的不是意识形态，有的媒体是信息传播，比如搜狐搞的是商业信息的传播、经济信息的传播，是信息产业。 我们对这个东西重新认识，不要认为媒体都是意识形态，媒体占意识形态的比例是越来越小，非意识形态，真正纯经济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这些都不是意识形态，但是也归为媒体，不一定都要政府来垄断。民间各种各样的一些媒体，有网上的，有非网上的，为企业提供某一方面的服务这块还是很需要的。再比如担保公司，通过民间办担保公司，把这个作为产业来发展，否则靠政府拿三个亿五个亿搞担保，资金是有限的。为民间投资开辟一些领域，而不是仅搞皮鞋、搞眼镜搞那些东西。 网友：您所说的小交易所是指柜台交易吗？ 钟朋荣说:柜台交易也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包括各种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美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美国一些发达国家把几个交易所合成一个交易所，但对我们不一定合适。中国的人很多，投机性、赌性很强，周围媒体没有完全公开，媒体的监督作用很有限，中国的中介机构不完善，大量存在造假，我们应该发动股民来监督上市公司，而不是仅仅靠中介机构、媒体、证监会、证券部。 我们不要把企业办成孤儿院，股东数量越多股东意识越淡，股东意识老板意识跟企业的数量成反比。一个企业股东数量越多，比如有十万个股东，每个人只有十万分之一的股份就没有股东意识，就不想参加股东会，也懒得去看财务报告，好像没那么回事，好像我不是股东一样。那么一个企业的股东数量越少，只有我们两个股东，我们两个人都有非常强的股东意识。 一个企业股东数量多了，等于是没有股东，没有股东这个企业就是相当程度的孤儿院。什么是孤儿院？就是小孩跟阿姨（职业经理人）养，相当于小孩给阿姨养着，但是阿姨背后没有父母，父母死了，企业就成了孤儿院。这个问题也是中国这几年陆续出问题的一个原因，也是美国安然公司、华尔街危机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整个公司不是以股东为支点，而是以阿姨为支点，什么独立董事、CEO、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都是阿姨，关键问题我们要靠父母来解决问题。 如果在全国搞一两个交易所，全国股民去炒一个股。一个企业几十万个股东，股东数量太分散，股东的空间太分散。比如这个公司在北京或者在海南，有一个股东在拉萨，一个股东在乌鲁木齐，他不可能参加股东会，不可能会关心这个企业，不可能去看财务报表，这样等于说没有股东。我提出两个相对集中，一个股东数量相对集中，不要搞几十万个股东，我的看法搞几十万个股东不如搞国有企业，搞几十万个股东等于没股东。 搞国有企业还有主管部门看着，还有银行行长看着，搞几十万个股东没有人管他，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在温州搞一个交易所，温州一个企业去上市，他的股东不可能几十万，可能就几千个，可能就几百个，这样大家的股东意识会增强。第二，股东分布相对集中。一个企业股东在上海，有的在海南，有的在乌鲁木齐，太分散没有股东意识，如果三百个股东都是温州的，这样股东意识比较强，而且有信息优势。你这个企业怎么样，在我的眼皮底下，想骗我骗不了。 为什么要搞小交易所，一方面从公司制度建设方面来说，另一方面，这样我们能够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有上市机会。中国有多少民营企业，不可能都在上海、深圳交易所上市，怎么办？在温州搞一个，在厦门搞一个，在乌鲁木齐搞一个，在海南搞一个，当地的企业在当地上市。通过股市，通过资本市场来融资，这样能支持一些公司的发展。 网友：对于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有什么见解？有的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有的是引进国外的管理模式，中国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持续性发展为什么？ 钟朋荣说:中国民营企业不是没有取得发展，总体上看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能持续发展。上一个世纪搞了两件事，搞了几十年革命，搞了20年改革。革命是把私的改成公的，改革是把公的再变成私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经历过的企业制度有这么几种，有国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股份制包括上市公司、家族企业。我个人看法，这几种企业模式里面最有优势的要算家族模式，当然每个行业不一样。 总体上看，家族模式最有优势，最有活力。这个已经被实践证明了，中国这几年比如浙江、广东、福建经济发展很不错，浙江、广东、福建成了老板省，家家户户当老板。湖北、湖南、四川、东北、江西成了打工省，家家户户去打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差别来自体制。 浙江经济跟湖南经济跟江西经济的竞争，表面看是两个省的竞争，是浙江和江西人的竞争，背后是两种体制的竞争。浙江经济的成功，福建经济的优势来自于家族模式。浙江经济的胜利就是家族模式的胜利，浙江经济的优势就是家族模式的优势。家族模式要不要改？要不要搞职业经理人？要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个，要考虑企业的产业特征。第二个，要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来自于老板的资本，工厂是我的，甚至包括温州有一个老板修一条路两个亿，一年赚一个亿，路搬不走是我的，我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有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资本。这种情况不需要搞股份制，不需要底下的人跟他分享成果。那么有的企业比如搞软件开发的公司，它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依赖于工程师的大脑，人一走大脑就走了，这种企业不能搞家族所有制就要搞股份制，让大家都成为股东。 第三个，看产业的外部环境。比如搞编织袋，温州鳌江镇搞编织袋的企业就适合搞家族企业，那里形成了区域性产业集中，有两三百家搞编织袋，几千人在外面推销，不需要搞销售副总，不需要搞采购副总，因为有几千家公司专门采购资料很便宜，质量非常好，你需要打个电话马上送来。不需要工程师，因为有几家公司专门卖设备，专门修设备。这样的企业很简单，可以搞成家族企业。 如果在江西搞这样的企业，要养一批工程师，而这批工程师不能走，走了就完蛋，养一批采购人员，要让他成为股东，不成为股东的话他老吃回扣，专门采购很差的东西，把你坑死。养一批搞销售的，他一走你就完蛋，创维的陆强华一走企业遭到很大打击，这时候要搞股份制不能搞家族企业。 第四个，管理。家里的弟弟妹妹是不是特别能干，如果特别能干，弟弟妹妹都当副总就不要请外人。首先要看有没有弟弟妹妹，要是一个人就不能搞家族企业。有了弟弟妹妹，还要看你搞的这个事好不好管？ 网友：怎么评价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钟朋荣说: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这么讲，现在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某些领域当中起到支柱作用，有一些产业逐渐起到骨干作用。这是从静态来看。 钟朋荣说:从动态来看，在各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创造财富，包括我们提供就业。这20年来，特别这10几年来，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不堪设想。那么多国有企业关门，那么多职工下岗，如果没有民营企业这个社会早就完蛋了。民营企业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社会早就不安定了。民营企业无论在增加就业、创造税收、提供财富、社会稳定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网友：这一段时间当中，民营企业到底有没有问题？ 钟朋荣说:民营企业的问题一个是资本的问题，几十个亿、几十个亿的钱怎么挣那么快？这个问题怎么看。民营企业一个是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民营经济资本原始积累的来历，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财富是合法的。第二个，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通过自己的正常经营赚的。有两个少数，真正靠非法所得是少数。 真正靠投机炒股票、炒地发家的是少数。怎么看暴富，温州、台州这些地方家家户户有企业，家家户户都是几百万、上千万，这都很普遍，他们不可能都是靠违法，靠投机偷盗，没有国有资产怎么流失，温州人很少炒股票，这些地方都是靠勤劳致富正常经营合法经营起来的。 对少数人的暴富怎么看？要分两个方面来看，政府要检讨自己，为什么能够暴富？政府的政策漏洞太多，政府的政策就像企业的产品一样，产品质量太差，政策漏洞太多，那制定政策的人是干什么的？政府要检讨自己。一个不好的政策，漏洞很大的政策长期得不到修正，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人靠房地产暴富，比如北京或者上海一块地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工厂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地明确规定是国有资产的，企业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地拿出来卖？ 这个地成了企业的地，即使企业垮掉了，凭几十亩地也可以很富，工厂的厂长把几十亩地拿来谈判卖或者和人合资，成了厂长的私有财产，这里面漏洞很大。杭州任何一家的地都是国家的，自己不能卖，这样就没漏洞。这块地是工厂的，你不能卖，你要搬迁我再给你一块地你去搞工厂，不能去搞房地产，搞房地产可以，和房地产公司同等竞价，没有什么照顾的，这样就没什么漏洞。 这一百亩地，本来一亩地一百万，老板给厂长塞一些钱，厂长赚了小头，但是老板得了大头，把地改上房子一转手就卖了好多钱。政府的产品就是政策，产品质量太差，而且长期得不到改进，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的问题。再就是少数政府官僚的腐败，是这些人不正当暴富的主要原因。 第二方面，在这个基础上一些人不规矩。我们把矛盾的焦点放在政策上，不应该让没做多大贡献的人一夜之间赚几百万，对违法的行为应该依法制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漏洞太多，而且很多问题合法不合法说不清楚。1980到现在，哪一块钱赚得清楚不清楚，合不合理，算不清楚，而且成本很高。 查他，他的财富不是合法的，他可能存在银行，一千万、一个亿，在家里实际就是一张纸，是一个象征。真正一个亿在银行里面，贷给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如果查他，大量的人把这些钱换成美元倒腾到美国、瑞士去，这样造成中国大量的财富外流，这样对国家是不利的。我不是说不能查这些人，而是有个度，不能搞过头。有的查不清楚，查的成本很高、面很大，有可能导致中国财富大量流失。 我们当然要关注他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还是赚来的，不是完全不管它。但是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关注财富干什么用，是用来办工厂来创造财富、增加就业岗位，给国家增加税收，还是拿去吃喝嫖赌，这两个性质不完全一样。如果拿来办工厂，拿去增加就业岗位，财富对他来说是一个包袱是一个麻烦，没有财富他可能活得还潇洒一些，有了财富一天睡几个小时，很不潇洒。 但是我并不是说国有资产的流失有些腐败问题不要查，客观上我们要分析透。对这样一些财富，我主张征收比较高额的消费税，而不是征比较高的投资税。你敢花一万块钱吃顿饭，我征你的税。老百姓首先要看到消费不均而不是财富不均，有的亿万富翁吃的花的并不比百万富翁多，百万富翁舍得花，活得很潇洒，亿万富翁搞个大工厂一年比百万富翁花得少多了，我们不要怕财富差距大，财富差距大并不可怕，关键是消费差距大，消费差距大对社会影响也不好。 别人住两室一厅住不起，你花一千万住豪宅，花几百万买豪华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主张关注消费差距拉大，而不要关注财富差距拉大。因此我们政府应该在缩小消费差距上征收高消费税，而不是关注高投资税。 网友：浙江一带的民营企业是不是在全国居于首位？ 钟朋荣说:浙江经济的质量在全国是最好的。 网友：如何看待现在的民营企业资本运作热？ 钟朋荣说:我不太赞成企业离开自己的产业过渡搞所谓的资本运作，什么叫资本运作？资本运作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几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产业没钱我去搞钱。 有一部分是倒卖企业，香港中策公司有一个黄宏年，把国有企业低价收购，之后打包卖，把企业作为商品来卖。并不是说不能做，但中国多数企业做不了，要有相对的产业运作基础，要有经验，弄不好成为包袱。别人一千万买进去，两千万卖出去，你可能一千万买进去，两百万还卖不了。还有一类就是骗钱、圈钱，自己的企业经过包装做假帐搞股票上市骗股民的钱，股民倒霉，自己暴富。 第二类，圈其它的企业，自己并没有钱，兼并那个企业搞“空手道”，兼并之后用兼并的企业搞抵押贷款把企业的钱还掉。这也是一种做法，但是完全是投机的。中国资本经营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搞资本经营就要把企业当做孩子养，我兼并你这个企业我就要把你养得非常好，永远不卖。第二类，把企业当猪养，买进来养肥了再卖掉。第三类，人贩子，倒卖人口，做资本界的人贩子。 搞资本经营用心不良，我们搞资本经营，应该是围绕产业发展而做资本经营，适当扩张是需要的，包括补充资金，包括兼并收购，兼并老厂不用建新厂，成本低，对社会来说也是好事，避免重复建设。让对方也有益，起死回生，对自己也好，低成本扩长快速发展。我不太主张企业倒买倒卖搞资本扩张。 网友：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有什么绝招？ 钟朋荣说:中国民营企业怎么做强有一个绝招，向格兰仕学习。中国企业最应该学习的是格兰仕。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专注，就搞微波炉，搞了十年的微波炉，把微波炉搞透再去搞空调。在众多产品里面，众多产业里面不是什么都干，我的本事比天大，我什么干不了，不要高看自己，应该小看自己。 高看自己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世界上没有我干不了的事，格兰仕在小看自己，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就搞微波炉，在一样里面还不都做，我只做生产，销售也不去做。销售让别人做，我只搞生产，一个微波炉现在搞到五六十亿，成为世界老大，国内市场占有率70％，国外市场占有率30％多，而且产品质量非常好，效益不差。这样企业得利，老百姓也得利，格兰仕每台四千块钱一台到现在四百块钱一台，广大老百姓从中受益。我号召中国的民营企业向格兰仕学习，以格兰仕为榜样做专。民营企业规模不是很大，融资能力有限，集中一点，做多了做不过来。 网友：民营企业想做大做强是否一定要上市？什么时候需要上市？什么时候不需要上市？ 钟朋荣说:国有企业的上市有几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融资，一个是为了改制，一个是为了扬名提高知名度，一个是为了发财。民营企业上市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为了搞钱，这个钱要比较，你有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钱，你现在可以搞钱吗？ 现在有些民营企业银行追着贷款不要，银行贷款利息百分之五点几，这个企业的效益回报率20％，上市成本就是20％，效益都给别人，我这个企业是一个亿，我一上市两个亿，增加一个亿给别人了，这样效益越高的企业上市的融资成本越高，相比之下负债成本就低。要不要上市，上市融资成本高还是负债成本高，如果为了搞钱，负债成本又低就不要上市。 现在上市公司多了，老百姓记不住谁是上市公司谁不是上市公司，中国股市现在不好，上市公司总体上给人印象不好，上市名声不一定很好。本来很优秀的企业，跟垃圾股放在一起，别人也把你看作垃圾。当然不是说企业不要上市，但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要克服上市情结，好像做企业就是为了上市，上市是企业成功的标志，不上市就不成功。 就好像有些人觉得我们做人就是为了修炼成仙，成仙做人就到位了，如果没有上天，没有上天堂，这一辈子只能在人间苦苦煎熬，永远不成功。做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市，上市也不是一个企业成功的标志。现在好多上市公司搞得狼狈不堪走投无路，甚至要破产。我们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少数民营企业用心不良，上市的目的是为了骗钱，企业本来并不好，包装非常漂亮去骗股民。 牟其中有一句名言，可以揭示上市公司的上市心态：种田的不如做工的，做工的不如经商的，经商的不如借钱的，借钱的不如不还的。有的企业上市目的是既不还，也没有回报，就是为了骗钱。 网友：您对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有什么好的建议？哪家企业有什么好的经验？ 钟朋荣说: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以前是国有企业干的事，现在民营企业也在干。加入WTO这么多企业都要面向世界，怎么走出去，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你的工厂要不要走出去，工厂是建在中国还是建在美国还是建在英国。第二，商店要不要走出去，你的产品在国外是你自己建销售网络来卖，还是让别人去卖。第三，品牌要不要走出去，在国外打自己的品牌还是给别人提供生产。 这三个问题，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首先是工厂能不走出去尽量不要走出去，尽量把工厂放在国内，中国有一个优势劳动力便宜，如果在国外建厂就没有这个优势。在美国建厂，生产的成本很难比美国低。每个民营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尽量把工厂建在国内，这样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反过来讲，中国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进一步明确中国在国际分工当中的定位。有的企业不得不把工厂搬出去，该搬不搬也不对。比如力帆把工厂放在中国，把产品卖到越南，后来政府规定把工厂不搬过来不让你卖，这样不得不在越南建工厂。 第二，我不主张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络。国外的销售网络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而且非常成熟，要打进去不是那么简单，要花很多的钱，而且不一定搞得好，不值得。我们主张我们生产让外国商人去卖，这样我们风险小。 第三，品牌要不要走出去。有实力的企业，而且在国内有相当品牌基础的企业，可以考虑在某些国家打品牌。更多的民营企业实力不是很强，本身在国内的品牌不是很响，我就不赞成在国际打品牌。打品牌要很多的钱，而且不像国内有些人想的打打广告狂轰滥炸就可以建品牌，品牌不是一天之内就能速成的，是要由口碑、产品质量慢慢积累形成的。 国外的大品牌都是几十年、上百年形成的，因此我们不主张更多的民营企业在国外去打品牌。这方面我号召民营企业像格兰仕学习，老老实实搞制造，做世界的制造基地，做世界的车间，做世界名牌产品的车间。不仅不把工厂搬出去，而且把国外几十个企业的生产线搬进来。 主持人说:请您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做一个总结。 钟朋荣说:以后随着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以后中国经济就是民营经济，政府经济比重很小，在少数一些领域，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里面将占主体，三分天下有其二。 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体制选择，民营经济是要家族模式还是要其它模式。第二是规模的选择，中国的民营企业搞世界五百强，搞大集团还是搞小狗经济，应该像浙江一样，不是大而少，而是小而多。不是一亩地里面栽一棵树，而是一亩地里面栽一千棵树，通过外部的合作、外部的交易来实现经济的组装。是用外部交易关系来代替内部的股权合作关系，用外部的交易关系来代替内部的管理关系，我不主张中国民营经济追求五百强，盲目大就虚胖。 与此相关的，中国的民营经济应该强调专业化，在世界分工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哪怕做一个螺丝钉、一个扣子、一个拉链，面向世界经济，不要追求多，而要追求专，在未来世界分工里面把一个做透，微波炉是单项小家电，做到几十个亿，做到世界老大。中国有一千个、一万个像格兰仕一样的企业，在世界的地位就会大大加强，中国经济实力就会大大加强，中国经济质量就会大大加强。祝愿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发展。 主持人说:时间关系，今天的聊天到此结束，希望以后钟老师还会到我们搜狐来作客，谢谢各位网友，再见。 王松奇作客搜狐谈民企症结及原因 王松奇说: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谈一下民营企业的问题及原因，希望我们能够谈得很愉快。 主持人说:从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民营企业有没有问题？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确实有一些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不仅做过多年研究，而且我自己办过企业。我91年下海，到现在我自己还有企业，我对这个问题比较了解。民营企业的主要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整体上企业带头人的素质、文化程度、水平参差不齐，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鱼龙混杂。 中国企业数量有一千万，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各色人等都在民营企业。企业最大的特点是水平参差不齐，素质五花八门。第二，管理不正规、财务制度不健全，甚至许多企业存在着投机现象。第三，民营企业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参与中国的市场经济，面前有几座山，首先是国有企业垄断了一些特定资源背靠政府，民营企业跟它打常常处于劣势地位。第二座山是外资企业，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管理正规，各方面背景很好，打不过外资企业。 第三座山婆婆太多，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部门太多，对民营企业来说不胜其烦。许多民营企业常常出一些下策，比如逼良为娼，搞一些公关活动，权钱交易必然会出现。这三个大问题可以从两个大的原因分析，一个是一般性原因。 民营企业最根本的来源在于人本身的劣根性，大家都是自私的，在每一个经营活动中牵扯到货币收入面前，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的选择，出现一些社会公众大家所不能理解的违规行为，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还有制度决定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文化有一定特点，这个特点普遍是法制程度低、透明度差，不太讲信用，诚信水平不好，这是全世界都看到的，我们和欧美比较，差距非常大，整个东亚都有这个毛病。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地区文化劣根性暴露出来这个问题，在民营企业身上有很多反映。 第二个原因，成为地区的文化原因，加上制度原因，我们国家这些年法制建设上进行的不是太快，我去美国考察发现美国对企业造假惩罚特别严厉，会让你倾家荡产，而且七年到九年不能注册企业。在美国任何一个口岸入境马上可以查到你的信用不好。我们国家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一些造假行为处罚上缺少制度上的基础建设，惩罚不严厉。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些薄弱环节。 主持人：刚才谈到民营企业偷税漏税、造假等等情况，伴随着民营企业恶性竞争导致市场无序，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王松奇说:劳资关系紧张不是民营企业这种类型企业与生俱来的附属品，我70年进工厂，经历非常多，国有企业干群关系紧张也是非常普遍的。民营企业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紧张一般是在收入分配上，在费用的管理上都非常紧，比较容易出现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 国营企业虽然干群关系也紧张，但是大家几十年来司空见惯了，实际国营企业这种情形也非常普遍。劳资关系紧张不是与生俱来的，很多民营企业搞得比较好的，我自己有企业，我们关系非常紧张，大家有一个家庭氛围。好多非国有企业可以搞得非常好，关键看民营企业家自己怎么来做，怎么培养企业文化。 主持人说:一个企业如果想要成功地发展，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有一个比较好的企业文化能够形成企业的向心力，有利于改善领导和职工之间的关系。 王松奇说: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只有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调动他的创新精神，激励员工的创造力，这个企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如果干群关系紧张，有的员工破坏机器，职员故意把客户拉走。 ot(过客)说:您是怎样看待我国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现在国内有些媒体把这个问题说得有点儿过于片面，过于单纯，大部分认为第一桶金，或者从国资拿来的。现在有一批学者用原罪概括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认为民营企业第一桶金不正当，伴随一定程度的掠夺、欺诈、投机等等，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中国的企业太多了，一千来万家企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第一桶金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们过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们说地主老财，一说就是人家怎么怎么剥削，实际好多农村的地主富农都是勤劳的一些人，比较节俭的一些人。我们对民营企业有一些片面性，好多民营企业也是靠聪明勤奋积攒起来的，这样的人也很多。 但是不排除一些人在双重体制共同发挥之初，利用价格双轨制，利用干部的特权，利用行贿挣到第一笔钱，这样的人也很多，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有。对第一桶金的看法应该一分为二，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资本来源都是政党的。 网友：民营企业在经济上的推动会不会成为将来的主流？ 王松奇说:将来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代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从十五大开始，第三代领导人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解决了国营企业在竞争领域有进有退的问题，十五届四中全会又把这个精神具体化，到了十六大，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肯定要尽可能全部退出，除了个别关键行业，一般都要退出，谁来填补这个空间？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 网友：江苏以及南京的民营企业好多其中不乏成功者，但更多是不成功的昙花一现的企业，这些企业不成功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王松奇说:所有的企业不成功，一半因为人，一半因为天，所谓天就是运气。下海经商我个人有体会，相当大程度靠运气。很多人初次经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来选择项目，把钱投在哪里最合适，相当多是靠碰，碰准了再靠管理，碰准了管理不好是人的因素。 网友：能否谈一下民营企业上市的问题。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上市从监管当局的政策来看，没有障碍。但是实际在观念上，在实际上市的审批上，主板市场上民营企业上市非常困难，不到一定规模不行，同样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排队的情况下，一般指标被国营企业拿走。民营企业上市在未来如果没障碍的话，对我们资本市场必须进行改造，进行结构性改造，建立二板市场，建立十来个场外交易市场，这些市场主要为地方的中小型特别是民营企业服务。 将来中小型企业基本是民营企业，据我所知，地方国有企业经过24年改革死得差不多，现在新建的中型企业基本是民营的。二板、三板市场肯定是为民营企业服务的。现在资本市场很发达，有些民营企业家可以通过在股市上发行股票，就不用去求银行的信贷管理人员。 网友：我个人认为现今民营企业最大的症结为企业家对员工的信任度低下，导致员工流动速度过快，请您谈一下观点。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对员工不信任肯定是很普遍的，当年我们下海组织了一个城市信用社是民营的，我们大家是股份制的，那时候大家得到的第一个经验互相交流，要把到你这儿来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骗子，这样企业才能搞好。民营企业家在雇佣员工的时候，存在警惕心理是非常正常的，建立信任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民营企业如何提高自己的声誉？ 王松奇说:任何企业提高自己声誉主要是靠实力、靠营销、靠宣传、靠理念，实力是根本。要把自己的实力不断做大，这是非常困难的事，里面有好多因素。声誉是一个中性词，一个人很臭也有声誉，如果说是褒义词就是信誉，怎么提高企业的信誉。信誉就是大家信任你，你的名望度很高，口碑很好。 主持人说:如果一个企业要想有一种品牌的东西在里面，对于它来说怎么做？ 王松奇说:如何保持住自己的品牌在质量上不倒，不断创新往前推进。 网友：中国是不是应该对民营企业所涉及的制造业有一个质量规范跟抽查？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涉及到的许多行业都有自己行业的质量标准，这个质量标准有的过去是国家某一部门认证的，有的是行业协会认证的。我做汽车的气缸套，汽车零配件，本身都有行业标准。也有一些没有标准的行业，这些行业需要出台标准，按道理说行业的行业协会出台标准，按照国际惯例，主要靠行业自律组织来做。 网友：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有很大的官僚色彩，从许多例子来看不是很规范，有一些是与政府的管理机构联系在一起。您如何看待？ 王松奇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好多必须得依靠政府官员才能做一些事，有的甚至背靠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身上才能做一些事，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足为奇。中国民营企业就是在市场和原来国有企业之间的夹缝成长起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网友：王老师您好，我最近在书店看到银行家杂志，看到您在做主编，我相信这本杂志将会办得更好，因为我参与创办过这个杂志。 王松奇说:谢谢，希望今后多参与帮忙。 艾新(过客)说:如果中国目前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管理，那么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松奇说:中国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想把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理，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个管理我认为不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相反会起到一些促进作用。因为这个管理和过去的管理不一样，是一种规范性的管理，不是关、卡、要的管理，这种管理不是揩油，而是为了让你走正道，这样的管理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会产生负面作用。 咱们在广东、上海，民营企业为什么发展比较快，与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即使是贿赂官员也有价格，什么东西都是很清楚的，都有一定的规则。但是到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统治势力非常强的，政府管制色彩比较强的地方，完全体现人治的地方办企业就不好办，因为没规则。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管理越规范所有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觉得有规可循，会发展得更好。 网友艾新：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除了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与我们经营企业方面的思维缺陷有很大关系？比如缺少战略发展眼光、投资心理膨胀等。 王松奇说:是这样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早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人都参与到这里来。最早下海的那些人倒腾服装，卖雨伞，倒腾点儿化肥，那批人可能素质最低。80年代后起来一批素质高一点儿，现在又是一波。这几波人，每一波人代表了不同的素质，每一波情况不一样。 民营企业有好多发了大财以后目光短浅，变得生活非常奢侈，行为非常嚣张，说话非常狂妄，这种人非常多，根本没有发展战略眼光，包括最近纷纷落马倒台的人。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有些干部素质比较低，但是上面有人管着他。 国营企业的干部普遍比民营企业家收敛一些，民营企业家如果自身修养不好的话，没有战略发展眼光，不注意学习，慢慢会被市场淘汰，甚至越轨会被绳之以法。 网友疾风劲草：做大做强是每个民营企业家的哲学，这里是否存在次序错位的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个排序对一些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意义？ 王松奇说:这个网友对民营企业发展道路做过研究，提的问题质量很高。我91年下海，好多企业走的前一步路是把企业做大，先把声势造起来，先追求规模，用规模去拿贷款拿资金，慢慢再做实。也有一些企业先把自己做强，这是两条路，前一条路比较适合不规范时期，混乱时期企业的快速发展。 先做强然后再做大，这个是90年代中期以后最正确的发展道路，也是21世纪以后民营企业家应该遵循的发展道路，先把自己做强，然后再做大，先做实，把企业效益搞好，内功练好，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把企业搞好，这样更好一些。史玉柱是典型的先做大，根基不稳，最后哄然倒塌。 网友企业协会：请谈一下民营企业资本运营方面的问题。 王松奇说:本运营这个问题无非是不是上市，是不是用合作、兼并、重组这些手段来使企业尽快在资本上得到招纳，使资本增值。哪些企业能符合这个条件，这里面就有学问。这个学问主要是任何企业产品运营都是资本运营的基础，没有产品运营就谈不到资本运营。 没有产品运营，最后的资本运营都会落空。好多企业急着上市，最后在我们整个上市公司财富毁灭排行榜上一下子排到几十名，民营企业的资本运营问题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资本运营一定要以良好的产品运营为基础，先把自己的主营业务做好，把自己的基础打好。 网友企业协会：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行政管理的正确指导，您认为如何正确引导民营企业的长期规划和发展？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的长期规划如果是企业内部规划是企业家自己的事，如果从全社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做规划，我们现在没有直接规划职能的部门，我们要做的是创造环境，国家怎么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正常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首先是法制环境，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建立在公正、公开、透明的法制基础上，民营企业才好做，行为才能有所规范。 其次，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中为民营企业的融资提供一种制度性条件，这个制度性条件除了现在在资本市场上建立二板市场、场外交易中心等多层次的机构，在服务体系上做改进，发展民营银行，促使国有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不再有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这样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民营企业会发展得更快。 网友大雨：现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民营企业在西方企业的冲击下会不会大伤元气，中国政府会不会出一些扶持措施？ 王松奇说:国外的企业大量进入对民营企业会造成一定的竞争性威胁，但是中国自正式成为WTO成员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现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受到所谓大伤元气的策略性影响，并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相反这几年民营企业的新增注册数量、自身发展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至于政府对民营会不会采取一些扶持政策，我想中央一直是在研究一些措施，比如对小企业资金供给渠道问题、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问题，还有个别行业的优惠政策等等，一直在想办法。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政策力度还不够，有些改革措施出台还不够快。在有些决策上还不够灵敏及时，确实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我们新一代的领导集体，第四代领导集体从最近三四个月以来，我们有些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民营企业的发展、激励政策会不断出台。 网友：入世以后民营企业在管理方面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主要是规范化问题，如何建立标准的会计制度、财务制度对企业进行正规化管理。加入WTO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影响和国外企业进行平等竞争就必须按照统一的游戏规则来做，这个统一的游戏规则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财务报告等等要和国际接口，按照统一口径来做。内部管理上就是规范化的问题，如何更加规范。如果一个企业管理不规范，不管你做得多好多大，最后或者遭受损失，或者最后被市场经济淘汰。 网友：民营企业也是把资本投入到社会，为社会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等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社会对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如何？ 王松奇说:这个问题在决策层面实际都已经解决了，从这几年新增的人大代表数量、政协委员数量，包括地方两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数量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为什么大家会有一种印象，最近对民营企业提出质疑，仇富心理最近反映越来越强烈。 因为最近民营企业家一些很出名的人物倒台，在媒体连续曝光之后引起一种社会效应，对人们的情绪起到一种加速效应，社会舆论有这种惯性。实际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而最近一段出现的情况，对民营企业家的管理不规范，对于一些富人的质疑，这些心态应该尽快扭转，我们各个媒体应该做工作。 媒体把舆论导向转一转，全社会就会在情绪上发生一些变化。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很多民营企业家对政府官员采取贿赂办法，达到企业发展的目的，或者攫取一些好处。我们在媒体上怎么宣传怎么做？我们应该更重要考察自己的制度漏洞，特别考察党的干部、政府干部本身的问题。我们现在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媒体主要是对政府负责的，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的制度缺陷，关注干部腐败问题，对民营企业家责难不应该太多，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企业家头上，这样舆论宣传才不会出现偏颇。 网友：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面临怎样的历史机遇，国际改革能否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机会？ 王松奇说:这是肯定的。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自从加入WTO以后，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战略机遇，这个大好的发展机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国有企业改革加速第一是它自己本身实行股份制改造，最重要的一点，从竞争领域中退出。 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之后，特别从一些资源垄断性行业退出之后就给民营企业发展拓宽了空间。过去好多行业不让企业进入，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一些行业中退出了，民营企业进入之后，自己的利润生长点会更多，民营企业的发展会有更好的客观条件。 网友：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风险投资的未来发展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本融资问题，您对民间资本进入到资本市场有何看法？ 王松奇说:风险投资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有潜力的一个行业，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所有的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发展最有潜力、经济结构调整最成功的，一定是风险投资发展比较好的。中国现在风险投资处于低潮，北京创业投资协会原有七十多家会员。 今年只有40多家会员还在坚持自己的本行，30多家已经转型了，整个行业发展气侯不好，主要原因就是深圳创业板市场到现在给大家提供的信号还是无限期推迟。这个行业现在越低迷，它的发展潜力越大。从世界情况看，这个行业有前途，与我们水平低也有关系。 我对这个行业发展有信心，现在看我们中央政府怎么制定一些好的政策来引导，我相信温家宝总理肯定能提出好多新的政策。过去我们在搞中国创业投资体系研究的时候，当时批示人之一就是朱总理，现在朱总理退下去之后，温家宝当总理之后，我相信他继续会对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网友：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相对于外企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对于国有企业的优势和劣势，对于外企的优势和劣势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对于国营企业的优势主要是决策过程比较短，反应灵活，机制比较灵活。国有企业所有的决策都要经过一段冗长的讨论、申报、审批过程，它的反应比较慢。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比较差，民营企业的优势在这方面非常明显。 和外资企业比较，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优势主要是对于国情比较熟悉，其它方面的优势对于国营企业的优势，对外资企业我们没有，外资企业决策灵活，决策过程非常短，激励机制非常强，工资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我们和国企比的劣势是，得到政府的关注，社会的看法上，民营企业普遍受到一种歧视，对民营企业有一种害怕心理，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的时候非常担心，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普遍认为民营企业比外资企业差得很多。 民营企业立足于中国国情，立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成长起来，它在人脉上，在各方面的关系上，对市场的了解上我们有很多优势。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王主编很好，很高兴在这里认识您，向您探讨一下，目前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 王松奇说: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在我们的制度条件下，通过变通的手段可以做很多的事，可以解决很多的困难，达到很多的目的，关键看自身素质怎么样，能不能有一个好的项目，有没有想象力，有没有发展经营能力，自身因素是最重要的。 网友：请问您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家族式管理？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的家族式管理在民营企业发展早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有专家做过统计，国外有些上市公司也有相当大部分还是带有家族管理的特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一位美籍日裔的专家福山做过研究，为什么家族式企业普遍，关键是信任问题，如果解决信任问题，家族企业就会少的多。 现在民营企业发展早期要承担风险，管理不规范，财务管得比较紧，谁来做更合适？可能自己家人，自己亲人做更合适一些。民营企业在发展早期出现家族管理占主导地位的现象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家族企业发展的晚期如果再不改变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就是管理水平上不去，眼见狭隘，近期繁殖之后基因退化，基因缺陷越来越突出，必须走向市场化，广纳贤才，让真正有能耐的人管理这个企业。 网友：您谈到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民营企业的素质，民营企业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从本质上说是如何搜罗人才的问题，你搜罗的人才素质高，人才把你的企业搞好，企业的自身素质提高就快。人才首先是管理者，怎么让高层管理者素质最高，怎么把最优秀的人吸纳进来，这个问题最关键。吸纳了这些人以后，它本身通过职工培训、继续教育、在岗培训等等种种手段，通过优胜劣汰淘汰一些员工的办法，来使企业自身素质提高，关键是抢人才。 网友：民营企业加快发展，当前应该采取哪些最有利的措施？ 王松奇说:民营企业加快发展步伐，如果是整体民营企业怎么发展，那是国家考虑的问题，是政府考虑的问题。这些措施就是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条件，特别金融制度上、资本供给制度上，这是国家层面考虑的问题。个别民营企业如何加快发展，就是怎么样雇到最好的人，找到最好的项目，尽快使资本实力最大，通过私募、公募等方式就是具体的技术问题了。 主持人说:有一些学者得出一种观点，对于民营企业的原罪，只要不是违法的就应该既往不咎，因为你没办法探讨他哪一笔钱是违法拿来的，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没有问题，就采取既往不咎，给民营企业宽松的发展环境，让它继续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观点您是否认同？ 王松奇说:我非常认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定期或不定期采取一些经济特赦的办法非常有好处，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来源、原始的资本来源，最初的资金来源采取不追查的办法，只着眼于现在。比如定一个截止日期，哪年之前所有的资本我认定是合理的，但是必须交税，该补的税补上，认定你是合理的，今后你再出现违法行为之后，我按照法律条文来办事，这样会让许多民营企业家放心。 在中国市场经济24年过程当中，好多民营企业家最初的发展资本来源说不清，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非常多，我们采取一种办法着眼于现在，只要能够增加就业，只要能够增加税收，我们就把他看成是好公民，我们就既往不咎，这样的企业不用资本外逃，不用把子女送出国外。 主持人说:怎么给中国民营企业打分，我们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性发言。 王松奇说:对于民营企业打分，我想我们的民营企业从整体上看，得六七十分没问题，三分天下有其一，在解决就业上，在GDP贡献度上，民营企业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贡献率。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民营企业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不鼓励它鼓励谁？不能因为一些出名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出事就对民营企业群体进行否定，这是不应该的。 我想我们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信心，应该在我们当前形势下，对于政府对党采取非常信任的态度，我们也要加强自律，加强自身的规范化建设，守法经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断做出贡献。而政府决策层在现阶段应该对舆论做一些调整，对民营企业家不能苛责太多，应该保护民营企业家经济扩张的积极性，让大家都全心全意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主持人说:谢谢王松奇教授今天来参与我们搜狐聊天，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今天的聊天到此结束。 总编在线：何力谈如何做财经新闻 《经济观察报》报头上方印有“理性、建设性”五个字。总编何力先生的理解是：所谓理性建设性在核心的东西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传统媒体经济领域的资深人士，何力先生对于财经新闻有着独特的理解，6月25日将与搜狐广大网友探讨相关话题。 嘉宾：何力 主持人：刘峻 主持人说 :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财经媒体《经济观察报》的总编何力先生，欢迎大家积极提问。何总，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业界传闻《经济观察报 》要由周报改成日报，请您介绍一下情况。 何力说:谢谢大家，谢谢广大的网友，也谢谢刘峻。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财经媒体市场要发展、要扩容、要规模化。我想任何一个成长中的财经报纸和杂志都想追求规模化，规模化的道路和路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做多做厚，除了做报纸之外还可以做杂志、图书出版，把自己的产品变的更加的丰富，还有就是追求时效性、追求出版周期的缩短。 何力说:大家做报纸的人都是有这样的，叫情结也好，叫什么也好，希望成为一张日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目前的工作是在做市场研究和计划方案，比如说什么时间做，以什么形式做，在什么时候退出来，还没有决定下来。但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研究和日报方案的研究，我们对中国财经媒体市场，或者说对于财经日报的市场比过去的认识更加的清楚和清晰。 何力说:简单的就是说，其实五年前我们就老想这个事，当时我在工商时报，一个是应不应该有一个市场化的日报，如果有读者在哪里？事实上在此之前很多媒体都是日报，《经济日报》是日报，《经济参考报》也是日报，我在《工商时报》当时95年就是周六刊，基本上是天天出的报纸。三大证券报也是经常出版，像《国际金融报》也是采取这样的出版周期在做。 何力说:应该说在中国存在这样的市场需求，显然周报和日报的读者市场有一定的区别，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讲，对于财经类新闻有天天需求的人我认为首先是投资者，这个概念一定要明确。当然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对于这类信息有强烈需求的人是投资者，投资者可能是一个公司的投资者，也可能是一个个人的投资者。所以大家讲财经日报或者新闻也好，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资本市场的报道。 何力说:这个市场实际上是有，而且随着中国投资者群体不断的扩大而扩大，不是说人均财产都在增长，这个前景也会不断的增长。日报和周报严格讲是两类不同的产品，我觉得有一点儿像冰箱和冰柜，都是制冷的，但是可能还不太一样。 何力说:冰箱除了有冷冻功能之外，还有冷藏的功能，而冰柜只需要冰冻，它的专业性更强，实际上是两类不同的产品。我们当时《工商时报》也是周一刊、周二刊等等，发展成为现在的路径。当然其他报纸也有自己的路径，但我觉得一开始就设计好做周报还是日报这样更好一些。 中国没有市场化的全国性综合财经类日报成功的经验 主持人：记得有一次在财经杂志奖学金的座谈会上，咱们就讨论过财经类日报的市场是否成熟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有不少经济类的日报了，像《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金融报》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市场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三大证券报很大程度上是在靠行政方面的垄断优势在生存。您原来所在的的中华工商时报被称作中国财经新闻界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几十个总编，在九十年代前期甚至被业内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就像 80 年代的中国青年报和 90 年代后半期的南方周末。但就是这样优秀的一张报纸，在经营上依然失败了，排除中华工商时报自身的一些因素，是否与它的日报定位、以及财经类日报本身的市场不成熟有关？ 另外还有两个例子，我原来在财经时报作过编委，参与了它的创办过程，财经时报创刊时是周报，崛起的力度非常猛，引起了当时最大的财经类周报《中国经营报》的高度警惕，但是改成日报以后它的崛起势头就被打断了，后来《中国经营报》的领导碰到我时自己就说：“如果你们当时不改日报的话，经营报的前途就很难说了。”结果现在财经时报又不得不改回周报。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国际金融报》，也是日报，开始时发展时也很不错，但现在也遇到了困难。您如何看待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日报定位的关系？ 何力说:我觉得分几个层面来说，第一点我们所谓财经类的媒体，从创办到现在对于读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财经新闻，或者对财经新闻市场的认识是否足够的清楚，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工商时报》应该说是非常早的介入商业报道或者说介入财经报道，但当年我们对新闻市场的理解就是商战、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更多是报道这样的东西认为是市场新闻。 何力说:但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对财经新闻分类方法依然是财经新闻、产经新闻。产经新闻是什么？《华尔街日报》没有产经新闻，《华尔街日报》只有市场新闻和公司新闻。什么是市场新闻？市场新闻是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和相关市场。公司新闻就是相关价值的报道。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财经媒体都是按这个报道，那么财经新闻的核心是什么？过去搞得不是很清楚。 何力说:我觉得基本出发点应该叫公司发展，如果新闻报道是人活动的话，经济新闻是报道经济活动，财经新闻应该是报道公司发展，当然也可以报道社团发展等等，但主要是公司发展。我们最近有一个说法叫“一时激起千层浪”，扔到水里的第一圈是市场，第二圈是人力资源，第三圈是研发，第四圈是管理，第五政策方面的，第六是企业文化。 何力说:我们这样划分市场新闻和公司新闻的话就更加的清晰。非银行机构比如信托、银行等间接融资市场和相关服务还有证券市场这是直接融资的，还有保险、基金以及其他跟钱有关的市场，比如外汇、期货等。这样大家对财经认识就相当清楚了。另外报纸发展受影响就是资源的集中度没有跨过财经日报的门槛，如果跨不过就不能给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何力说:现在一个读者对财经媒体的要求就是四个方面：要有信息，你要有信息的采集能力、搜集能力；还要有专业资源，因为媒体自身的资源不够，还要跟专业的人士合作产生专业资源；另外你要有研究分析能力；最后需要判断力，你要给读者提供信息间接和判断，另外还有我们称为娱乐环境的东西。过去媒体在资源集中度和对财经人士方面都没有跨过资源的门槛，很重要还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一个是资金的因素。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财经类媒体版面的划分我非常赞成，而且《经济观察报》也体现了这个趋势。回到对于财经类日报的置疑，问题主要是三点，一个是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投资力度跟人才的问题，有没有那么多钱和好的编辑记者；第二是目前的广告市场是否能支撑起一张财经类日报，毕竟日报对广告的饥渴比周报强烈得多；第三是受众市场成熟的问题，虽然比以前成熟了很多，但是我的怀疑没有改变：你刚才说财经日报读者定位首先是投资者，但是目前国内适合大众的投资渠道依然非常少，主要还是股票，跟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些年很多财经类媒体在进行定位的时候都谈到大众理财，谈了很多个人投资的方式，股票、保险等等，甚至还有邮票、古董，但是后来在执行当中都发现，基本上 90 ％到 95 ％的内容还是集中在股票这一块。而现有的证券媒体已经比较成熟了，新的进入者再切进去相当困难。 主持人说:这些年很多财经类报纸在进行定位的时候都谈到大众理财，谈了很多方式，股票、保险等等，后来在执行当中都发现，基本上90％和95％集中在股票这一块，其实其他财经也比较成熟了。 何力说:你让我想起了索尼的圣天照夫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从来不做市场调查，因为我们总生产新的东西，我们总能够创造需求”。如果我们立足现有的《财经日报》也好什么也好，就会发现有很多难以满足读者的方面。但我们想过没有，我们这些产品是不是能够非常方便的在读者需要的时候能够送达，我认为读报有很大程度是看读报习惯。如果我为了你一张报纸跑很远，或者麻烦的到邮局定的话，除了产品本身之外还有销售服务等所有因素都会影响市场需求和规模。 何力说:另外我们对这个产品有什么期望，确实如你所说，中国的确是正在成长中的后发达国家，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而且投资非常的单一，这样市场等等就会引起置疑。如果我做一个日报我就做限制，比如在上海、广州和北京，其他城市都不做，不是说那些城市读者不能读，而是你要长期关心哪些城市的读者对资本市场的需求，花成本太大，不值得。另外就是坚持住如何兼顾？ 何力说:就是做一个周末版，保证你报纸在其他生活领域的影响力。毕竟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是一个转型的国家。而转型国家特有的新闻是受众所关注的，所以是不能放弃的，比如财经杂志。财经杂志做的很专业，但实际上财经杂志跟美国福布斯很不一样。 何力说:这里面有思想方法的问题，我们在讲适用或者适宜才是好的。你最终的结果是跟你的预期放到一起结果才有意义，我们对于市场的预期是什么样的市场，以及我们对市场培育的决心有多大，如果我们对市场培育决心只有一年两年，那我觉得这个事就变得非常艰难的，如果我的预期就是十年或者很长期的态度，我们就能够忍受现在各种各样的现象。 何力说:所以怎么说呢？我们没有办法作出明确的判断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做一个财经类的日报。但是我们应该说比前五年是不是更成熟，至少是从绝对的读书阅读量增加了，但这个数量有多少，我也说不清。但直觉告诉你是增加的，而且关心这类新闻的人也在增加，而结果如何是一个变量很多的市场。最后在各种制约和要素下形成。 在中国永远不会有做一张新的全国性财经日报的成功机会了？ 主持人：您提到现在做财经类日报条件比较以前成熟多了，我同意这一点，但我有一个观点跟您不一样，我觉得虽然相对以前条件是成熟多了，但在中国要想非常成功地做一张全国性财经日报，恐怕这样的机会永远也不会有了，原因就是网络媒体的出现。刚才你讲到财经类日报每天是否送达读者的手里是个问题，这时候让我想起互联网，中国财经媒体人都有一个梦想：要做一张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但华尔街日报成功时还没有互联网，而中国是先有了非常强势的网络媒体，但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财经类日报。 以我个人的体会谈一下，我 30 岁，是一个白领，收入还不错，而且天天看财经新闻。基本上就是你们这些财经类媒体所盯准的受众，盯得眼球出血的那种。但我每天都是上网看财经新闻，可以获得所需要的 95 ％的信息量，因为网上的新闻在处理上不够深入，或者有一些遗漏，我会在周末买经济观察报、买 21 世纪经济报道，看你们的独家和深度报道，但是经常要看好几天才看完，差不多成了一个负担，幸亏只是周报。如果是日报的话，天天看一来没时间，而且绝大多数的新闻我在网上就可以读到，为什么还要买报纸？要说时效性上网比下楼买报纸还快。当然你可以说你们的日报会办得很出色，我承认现有的财经日报里面没有特别出色、提供信息比较全的，但网络媒体把它们全部综合起来就足够我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买财经类日报吗？作为周报可以保证基本都是独家，但改成日报后有那么多独家新闻可写吗？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跟美国不同，中国现在有两个非常强势的媒体就是搜狐和新浪，现在他们两个作为媒体地位比雅虎在美国还要高，在美国雅虎主要是一个网络门户、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媒体，中国由于传统媒体不发达而给了网络媒体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财经媒体的受众基本上就是上网的群体。 主持人说:您提到现在做财经类日报条件比较以前成熟多了，我有一个观点跟您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综合性财经日报机会永远不没有了，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刚才你讲到财经类日报每天是否送达读者的手里是个问题，这时候让我想起互联网，中国财经媒体人都有一个梦想做一个华尔街日报，但华尔街日报出来还没有互联网，中国先有了互联网但还有一个成熟的财经类日报，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 主持人说:以我个人的体会谈一下，我30岁所有，是一个白领，基本上就是你们这些财经类媒体所盯准的受众，盯的出血的那种。我谈谈我的习惯，我要看财经新闻会上网看，我觉得互联网的新闻在排列上不够，或者有一些遗漏，我会周末买一些经济观察报等报纸。如果经常看第一没时间，现在已有的财经日报里面没有特别出色提供我特别全的，但全部综合起来到互联网就足够我使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定财经类日报吗？ 主持人说: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跟美国不同，中国现在有两个非常强势的媒体就是搜狐和新浪，现在他们两个的媒体地位比美国的雅虎要高的多，雅虎在美国主要是一个工具还不是一个媒体，而财经媒体的受众基本上就是上网的群体。 何力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个事我也在想，互联网是一个信息平台，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开始讨论互联网，其实不是最近，一直在讨论互联网原创新闻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讨论，互联网媒体原创新闻的路径和方向肯定是传统媒体那样，不是一个网站养几个记者然后让记者采访，本网记者是谁的谁报道。 何力说:如果这样做第一互联网的平面功能丧失了，同时他的运营成本就会大大的增加。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中国的主要门户网站获取资源的成本方面，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非常的低。这是历史形成了，我们不知道是这样继续下去还是发生变化。如果有一个报业联盟提高价格要求门户网站付钱，如果不付钱就不跟他做了，这样互联网的信息就会出现影响。当然联盟组织度有多高就不知道了。 何力说:这种事情的确提醒我们互联网的运营模式是一个信息平台，它原创的路径肯定不像传统媒体那样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给传统报纸带来了一些，或者说还是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像《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是不会给门户网站，他不需要，他本身有200万的读者，也有自己的读者，其他门户网站也不会给。 何力说:如果想从华尔街获得权威当天新闻或者你当他的在线用户，或者你买他的报纸。归根到底还是你做的作品在市场中形成的地位是可替代还是不可替代的问题？如果不可替代性很强，就依然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依然可以做日报，而且跟互联网媒体之间也不构成尖锐的市场冲突。 主持人：但对于财经类日报的编辑记者来说，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以后也很难。因为你没法每天找那么多独家的新闻，同样的新闻你在处理上要全面超越对手也很难。 何力说:在中国现在来做一张综合类、财经类、市场化、运营管理良好还能够有投资收益的媒体难度确实非常大。刚才我说了资源的集中度，很多地方讲过中国财经记者缺，这件事如果大家仔细想想的确是。我们所谓财经记者有多少能从公司价值和公司财务角度报道公司新闻。有多少能够把公司的产品、战略、营销、人员流动以及跟公司的价值联系起来？这样的记者的确太少了。 何力说:我国能够把公司的竞争关系，能够把公司产品认识清楚的记者就很不容易了。真正能够涉及到财务层面的的确很少。从提供者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漫长的经历，也是很痛苦的经历。所以我看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市场上没有让拍着胸脯说我能够做出让大家接受，出色的财经类日报。我认为这事的确大家还在讨论、议论、研究当中。 何力说:但是讨论、议论、研究比过去丰富了，至少比五年前大家看市场更成熟，包括对记者的训练，包括对版面结构安排，包括对销售发行手段这样认识都比过去成熟了。很多人过去说全国性报纸解决不了销售问题，因为中国那么大，你要多少个印点？100个印点还是50个印点才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不犯形式主义的错误，哪怕我们先做北京或上海也是有全国性影响的。而且销售不是严重的瓶颈，我认为严重的瓶颈是人才和资金。 主持人：我的观点跟您一样，从技术、广告、投资力度、制作等方面，前面几个问题会逐渐的成熟，像广告市场成熟就比较快，更大的障碍是读者有没有对财经类日报的强烈需求？前面谈到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您说的传统媒体组成价格联盟向互联网要求提高转载费用的情况，我个人的观点是一去不复返了。前几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很多传统媒体不和互联网签约，但是最后被各击破，因为谁不让网络媒体转载的话，它本身的新闻影响力会受到很大限制。再说了，在那些已经市场化了的领域有什么价格联盟成功过？ 何力说:这事实际上说明一个问题，跟投资强度的确有关系。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中国做一张日报需要多少钱？我们现在在这儿说很有一点儿纸上谈兵的味道。95年香港做《苹果日报》投资是10亿港币，包括我们几大门户网站投资多少？肯定超过亿元这个量级，而中国传统媒体没有一个资本金能达到这么大。 何力说:我觉得中国财经媒体市场越来越成熟一个好事就是说，馅饼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凭几个业内的高手就可以做成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有规律可寻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投资、人才、管理、市场方方面面，这些要素反正凑不起就会缺腿。 有关《经济观察报》 网友：目前财经类周报中《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还有经营报非常趋同，您觉得呢？ 何力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局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财经媒体当中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就是说你看有越来越多财经媒体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细心的人会看到，三个媒体在一年来都发生了变化，在变化的痕迹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是通过研究和学习其他媒体来补自己的短，有的是通过跟其他媒体的比较扬长，使自己跟其他媒体的区别更加的清晰。 何力说:我觉得我们跟21世纪和经营报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事实上三个媒体不是越来越趋同，我们拿出两年前的报纸再拿出现在的报纸，你会发现越来越有各自的特点，差异化越来越明显。可能读者阅读两三份的报纸，而不是只阅读一份，只有有差异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剃须刀，有的是干电池的，有的是充电的，他在里面可以用干电池，在外面可能用充电，有很大差异化的。 主持人说 : 《经济观察报》跟 21 世纪有很大不同，比如思想性、人文内涵等等方面，《经济观察报》给人的感觉更象一张政经类的报纸，今后如果时机成熟你们会不会向政经媒体的方向发展？ 何力说:这涉及报纸发展方向的问题。你说这个最先涉及产品定位的问题，反正我最近看吉姆克林斯谈到企业用人体会很深，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现在仔细想想做媒体也好，做其他的产品也好，很多时候是跟做产品之间人思想、偏好、价值趋向是一致的。所以作为《经济观察报》非常幸运的是大家在一起这些人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人，或者是一些希望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影响或者报道新闻。 何力说:所以他们在呈现给读者的报纸上有这样的特征。另外跟我们对报纸的理解有关，我们始终认为报纸是诸多要素集成的阅读品，而不是单一要素的阅读品。大概很多年前，现在媒体还有新华社办了一个报纸叫《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社每日发的信息非常多，如果把这些信息印成一张报纸应该是非常好的报纸，但《新华每日电讯》在市场当中跟他们预期有很大的差距，不是说我有几百个好新闻印在报纸上就是好报纸. 何力说:除了要提供信息之外，还要提供分析、鉴定，还需要提供娱乐环境，还需要跟读者（目标读者）之间形成互相的认知，另外它还需要设计、版面语言等等.包括我们报纸也有很多的差距，比如说有一个读者不久前写信跟我说，我看《经济观察报》星期六买了，一直要看到星期日的晚上，我看了之后觉得对不住读者。我跟编辑说我们怎么能这样，人家买了报纸让人家看了一天，说明我们编辑重点还不够突出，因为报纸这个东西读一个钟头就不错了，怎么能让人家看一天呢？这肯定是有缺点的。 网友：贵报成功地培养了许知远，有很多读者喜欢许知远的文章，也有很多的读者认为许知远的文章不象中国人写的，如果把作者名字去掉，会让人以为是外国记者写的。您怎么看？ 何力说:不不，太残酷了。 网友：贵报成功培养了许知远，有很多读者喜欢许知远的文章，也有很多的读者认为许知远的文章不是中国人写的，如果把名字去掉，会以为是华尔街日报写的。您怎么看？ 何力说:《经济观察报》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记者成熟成长，其实我认为一个作者，比如说像许知远的文章和报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是正常的，甚至我认为有争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如果大家细心就会发现两个现象，第一《经济观察报》许知远无论是新闻报道作品也好，还是时政评论也好这两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何力说:包括许知远最近做了一些关于北大教改、中国精神的报道已经是非常出名，除了他在语言上有特点之外，他在选题上也跟中国生活社会有很密切的联系。如果大家细心大家还会发现《经济观察报》里有同样非常优秀的人在逐渐产生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化。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怎么做编辑和记者的考核体系？ 网友：《经济观察报》怎么做编辑和记者质量考核体系的？ 何力说: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我们传媒行业职业化程度不高，不高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编辑记者的工作评价缺乏量化指标，对于报纸本身也缺乏量化指标，什么叫好新闻，什么叫不好？什么叫好记者，什么叫不好的记者？这样量化的尺度一直不健全。 何力说:当然报纸特殊性使我们对编辑、记者工作的评价永远应该是有主观色彩的。如果纯用客观我们也无法衡量这就是好稿子，那个就是坏稿子。具体到《经济观察报》也是经历过很多变化的，比如说在比较早的时候，《经济观察报》非常注重对记者的数量考核，因为相对人比较少，出版量比较大，要想进行正常的出版一定要要求记者工作写稿子要多，所以衡量评价关键看记者完成多少工作量，写了多少稿子，见报多少字。后来就逐渐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人多了。 何力说:稿件的数量已经不再是影响报纸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强对记者“质”的考核，实际上对记者新闻报道“质”的考核最基本就是“登不登，登在什么位置”，可以基本上对他进行好与不好的评价。只有认为好的才会登在头版头条，不会把一个坏的登在头版头条，这是我们日常的对记者的评价。 何力说:另外还有两级的对记者新闻稿件的考核，一个是部门主任对当月记者的工作要给一个系数，他决定这个系数根据量化的标准，然后系数上报给总编辑或者值班总编辑，再根据他对记者的了解和他对新闻的认识对这个记者的系数做调整，基本上是这样两级形成的。每个月对每个记者新闻工作的评价。但现在评价里面更偏重质，甚至说你这个月只写了篇稿子，但这篇稿子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可能比一个月写了三篇两篇的不一定少。 网友：你怎么保证一张报纸多个部门价值观是统一的？ 何力说:两个方法。一叫选人，二叫培训。在一开始选人的时候，新闻里面有一句话叫“同仁办报”，找一个价值观相同的人在一起。另外有偏差的话要进行培训，及时这样也不能够完全保证每一篇媒体的报道都是在一个编辑部原则和立场、基调中完成的。但用这两个方法，也只有这两个方法使这个报社有一个整体的面貌。 网友：在《经济观察报》是编辑导向还是记者导向？ 何力说:非常强烈的编辑导向。这是我们一直主张的。我们甚至将来觉得还应该有我们叫编辑应该承担起内勤记者的功能，北京大学徐鸿到我们报社来跟我们讨论解释性新闻问题，像我们这类周报大量解释性报道，过去我们对解释性报道概念是模糊的，新闻分析跟解释性报道分不清楚，后来跟徐老师讨论之后了解到，解释新闻很多编辑可以做的，主要是把发生过的事情经过重新的梳理和筛选发现新的新闻价值，编辑和记者的区别在于什么？ 主持人：外面有这样的评论，说《经济观察报》越来越像《三联生活周刊》了。在您整个奖惩体系当中，记者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来抓独家的新闻，因为现在从互联网拷贝和重写新闻的人实在太多了。 何力说:媒体这个行业不论是报纸和杂志也好，在西方主流媒体里面一定是编辑导向。因为编辑所做的工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刚才我说了我们对编辑的要求就是你要掌握比记者多的更多的记往事实，是对记者协作进行判断，而不是进行编写。因为一个记者在现场确实认为自己所采写的东西是最重要的，而编辑掌握更多的记往事实才能更好的把握。 何力说:这样一个结构或者体制我认为是在各种资源约束下或者叫匹配下形成的，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提高一个报社的新闻能力的路径第一条就是记者要多，十个记者写一个新闻和一个记者写一个新闻显然是不同的。请记者多意味花钱就多，这跟你资源条件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做事永远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这件事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约束条件，我们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如何把事情做的更好？ 何力说:所以我们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就做成了现有的结果。但我们从根本上来说，非常清楚一点一个报社的能力，或者一个新闻单位的能力就是它掌握事实的能力，谁掌握事实能力强，谁就在媒体市场当中具有竞争力。但我们认为掌握事实的能力也不仅仅是记者多少的问题，还有一个记者能力问题。你研究问题、思考问题多、对记往事实多的时候你掌握速度就会快，或者接近的速度特别快。 何力说:另外还有一点，掌握事实或者叫典型个案有重要，有不重要的。当我记者数量不够多的时候，或者据其他约束条件的时候，记者应该掌握重要的事实，发现和报道重要的新闻，而不是见个案就报道。这恰恰是报纸、媒体非常重要的意义，你要报道的东西，你要报道的事实应该有普遍性，应该有典型性，而不是看上去一个大版琳琅满目，其实事实很少。也有一些记者看到很多事实，但就选一个事实来做。记者要有发现重大事实的能力。 网友： : 您现在是用什么吸引人才的？薪酬还是好的考核体系？ 何力说:里面有一个概念叫足够，对这个概念很难界定，什么才叫足够吸引一个人，我们现在薪酬体系和考核体系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从业人员，不相信不仅仅是薪酬，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个企业发展永远是这样的过程，企业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好的企业一定是说个人的成长和企业的成长是同步的是好企业，还有一种情况下企业成长的快了，个人成长慢了，这个人要被开了，或者个人成长快了，企业跟不上，这个人就跳槽了。理想就是两人共同发展。 何力说:我们首先所有记者都是有底薪的，而且底薪占的比重也不是很低，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长期感，也希望记者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职业规划。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尊重人的企业，员工在企业中能够获得尊重，他的成长经历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尊重，所以我们强调规划性，或者叫计划性，无论是对于报纸还是对于员工。否则太临时会有问题，当然这样做也有问题，这样做是不是内部竞争就不是特别激烈啊？ 何力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事务总是往左一点儿也不好，往右一点儿也不好，真理就是这样，恰到好处的才是好的。领导也是一样，把握好就是好领导，把握不好就是坏领导。 主持人：一份报纸受到尊敬，水平恐怕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价值观和立场，比如《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一向很关注这些问题，也很有思想性，但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给人的感觉经常是欲言又止，言而不尽。当然我们很理解在中国做媒体的难处，您怎么看？ 何力说:《经济观察报》有五个字叫“理性、建设性”。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越来越需要有建设性的声音。樊刚曾经说过，批评是容易，关键是要找到建设性的意见。 何力说:这位网友可能觉得我们谈论问题不太尖锐，但我们讨论问题出发点不是意气，而是希望大家透过对问题的讨论而有所改进，最终达到实际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设性考虑的多，不像有些媒体锋芒毕露，这也是一个做人性格问题。 主持人：周正毅事件后，社会上有一种普遍“仇富”的心态，换一个角度说，作为民营企业家，在制度条件的约束下靠正当渠道拿到贷款很困难，不得不靠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您对此怎么看？ 何力说:过去有一个北师大学者叫钟伟他曾经讲“大赦天下，既往不咎”。我现在想可能还不能一概而论去回避或者讨论原罪的问题，原罪的情形也非常的复杂，历史上钱权交易形成了原罪和一个民营企业家利用政策空隙获得不当利益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大赦，应该有甄别。实际上政府甄别也在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谁来考虑呢？我想应该是政府。作为企业和社会团体来讲，他们首先想到一定是效率问题，调整公平和效率主要还是放在政府身上。 周孝正周四作客搜狐谈民企的道德困境 中国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民营企业的种种弊端同样不容忽视。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平均只有2.9年。那么，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究竟在何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搜狐财经频道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与网友交流。 主持人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的访谈将在14：00准时开始，请大家踊跃提问。 主持人说:各位网友大家好，任何成功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拥有自己的道德行为规范及企业道德，而中国又是一个热衷于道德的国家，对于许多事物都是从道德层面进行好与坏，对于商人就是无商不奸，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特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教授作客搜狐，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周教授与大家打个招呼吧。 周孝正说:大家好。 主持人说:我们首先想请您讲一下什么是民营企业的道德？ 周孝正说:我觉得道德是超功利的，应该理解成不仅仅是功利，道德就属于是超功利的。功利不用说了，功利就很容易理解了。道德实际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怎么合适怎么来。 周孝正说:怎么不合适怎么来，道德。所以在这一点上是超功利的，但是这种说法是比较超绝对的说法。比如说杀身成仁，人是不愿意自杀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道德通俗的理解，对于民营企业应该这么来看，单把民营企业拿出来评论不公平。因为它还有国有企业，还有个体户，还有官商，官商跟国企还不一样。还有政府罚款、乱收费。 周孝正说:以前军队有三产，现在没有了。司法机关，就是专政工具他们都有创收的一个机构，这也不是一般的企业，而且也不是国有企业。所以单拿出民营企业来说道德的问题是不公平的。因为都有道德问题。 主持人说:就是说对道德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所有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对于民营企业的批判或者是讨伐会比较多一些呢？以至于学术界认为民营企业现在陷入了道德的困境，道德的危机，这个应该怎么看呢？ 周孝正说:你刚才讲的好，中国人善于用道德来评价，有合理的一面，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了，所以基本上是一种持续发展的文明，不像马雅文明和所谓的古巴比伦、古罗马，他们都断了，而中华文明没有断，所以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就得讲道德。因为我们都讲急功近利，都讲一把一利索，就是我给你干活你给个我钱，没有长远的东西，这种文明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早晚就灭了。中华文明因为渊源流畅，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讲道德是对的。 周孝正说:不是说中国人的一种不好的习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出现伪道德，所谓伪善。比如说伊拉克那里炸死平民，炸死小孩我们觉得美国不象话，但是我们身边的矿工，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死了几十个兵，他们误伤了伊拉克平民也是几百，而我们一次矿工就死好多个。 周孝正说:电视评论员用八杆子打不着的，伊拉克平民死就提，而对我们的矿工死就没有提，这就是伪善。所以我觉得讲道德是对的，但是伪道德、伪善是不对的。专门对民营企业家讲道德是不对的，对民营企业家讲道德是对的，专门对他们讲是不对的。 主持人说:就是把他们当成一个靶子是不公正的。 周孝正说:是的。 周孝正说:这意思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专门逮着软棉花捏，比如说军队腐败你没法说，虽然说军队没有这个问题了。98年所有的军队企业都交地方，我们的军费一律是皇粮国费，就是国家财政拨款，不许他们创收了，但是官商的痕迹还有。高度垄断的官商的、政府乱收费、乱罚款，包括最近热门话题就是所谓收容所，它也是创收的单位啊。 周孝正说:今天的报纸我还看到，应该被收容的也就是15％，不应该被收容的实际上应该是85％，为什么他抓那些人来？就是为了创收。所以从今年8月1号开始，大概还有一个多月就开始执行国务院的新的关于收容的条例。 周孝正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你不能碰，有些东西你不知道，比如说军队的腐败人家保密你怎么能知道呢？我觉得专门对民营企业讲道德是不够的，他们有没有道德问题？有，而且很严重。 主持人说:你刚才是从历史角度和制度角度谈了一下对于民营企业讲道德的这个问题，专门对民营企业讲道德，专门对民营企业家讲道德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来讲都是不公正的。如果从我们客观来讲，对于民营企业或者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对它的道德进行评价的话，应该遵循怎样的标准呢？ 周孝正说:我觉得标准没有什么特例，我们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我们还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特别现在我们已经入世了，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概念，而且成为了人类的概念。人类和国际社会就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准则。 周孝正说:因为我们是人类，人类不管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他们的基因99.99％是一样的，他们的差异只是万分之一的基因有差异，而且发现种族之内的差异大于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差异。简单说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我们有高的，有矮的，有好人，有坏人，所以说种族歧视在遗传学上没有任何根据。哪个种都有好人，哪个种都有坏蛋。 主持人说:就是说标准的东西也不是很绝对？ 周孝正说:我觉得标准是普遍的，只要你是人类就是普遍适用的，人类有没有差异？有，但是很小，就是道德也是如此。 主持人说:从民营企业自身来看，他们需不需要做百年老店，如果需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做？在这里面企业道德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周孝正说:道德的角色主要是使得这个企业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因为有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骗一个人一辈子，但是你绝对做不到在所有的时间内骗所有的人。 周孝正说:所以说一个得手的骗子的企业，它可以一时地兴盛，但是绝对不会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说道德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个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主持人说:对于这个企业来讲道德可能是一种很无形的东西，也可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被这些企业所忽略，或者说重视的程度不够的东西。但是说这个是决定它能否持续发展，能否长期存在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这样吗？ 周孝正说:是的，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20几年，上个世纪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干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用了四分之一的世纪搞革命，紧接着中国人又高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就是内战打了三次，打日本又打了八年，三次抗战加上抗日本上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后来紧接着又解放了，后来又搞了四分之一的运动，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三中全会就叫改革开放，拨乱反正。 周孝正说:紧接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这就是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又搞了25年的建设，简单说一百年四分之一的时间搞革命，四分之一的时间搞战争，四分之一的时间搞运动，四分之一的时间搞建设，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就是这四分之一世纪形成的。那些老字号，比如说瑞蚨祥，比如说同仁堂，全聚德已经变成了国企，已经断了，已经变味了。所以民营企业也就是这四分之一的时间发展起来的，他们还来不及考虑可持续发展，基本上属于急功近利。 周孝正说:因为中国人穷的时间太长了，有了发财的机会，党有一个政策叫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因为原来我们的党是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你富了我就斗你，就批判你。后来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我们中国社会中就有一小部分人抓住这个机遇先富了。因为他穷的时间太长了，不可能想别的，就富了。富了之后就想怎么可持续发展呢？就讲道德。 周孝正说:穷的时间太长了，来不及想道德，原来连吃都吃不好，所以中国就出现了所谓的暴发户、大款，但是中国缺乏大亨，因为大款都是有钱，一般来讲都是暴富，有了钱，有了道德了，有了文化就是大亨，所以中国几乎没有大亨，只有大款，这也是老百姓用词非常准确的意思。 主持人说:也就是说道德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只有满足了物质的要求才能讲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企业只有真正站住脚以后，为了它长远的发展才可能去讲道德，是这个意思吗？ 周孝正说:对，按照马斯洛人的需求点有层次，有顺序，有轻重缓急，人最需求的就是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是生理需求，满足了以后才有自我实现的需求。现在这个企业最开始就是赚钱，叫做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周孝正说:要注意，一个是一万，一个是万万，就是一个亿。到了已经满足需求了，就考虑到安全的需求了。个别企业家创造一种理论叫做原罪，试图把基督教原罪的理论引到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人里面。他们试图得到一种安全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第一种经营有种种问题，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底很潮，经不住查。怎么办呢？按照有钱了，就考虑安全了。这叫混淆是非，试图逃避惩罚。既然是原罪，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有罪，我们赚第一桶金的时候，肯定是钻空子，偷税漏税，他们认为那是原罪。 主持人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有一些企业确实是靠着勤劳致富慢慢积累起来的资本，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影响外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迫使民营企业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论的问题。毕竟民营企业诞生在那样一个各项制度都不是很健全的环境，如果有一个漏洞让你去钻的话，他不钻漏洞，想走正途的话，又得不到他想得到的结果，肯定有可能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周孝正说:这个问题就是典型的问题，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人在一定意义上讲人是环境的产物，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坏人学坏人。不能说是外部环境迫使民营企业家做不道德的事，意思是说我是娼妓那是逼良为娼，你干吗要逼我为娼呢？还有一个是内因的，不是所有的人一逼就成为娼妓的。 周孝正说:我们社会学叫做互动，互动可以有良性互动，我们叫良性循环，叫双赢，叫共赢。还有一种是恶性互动，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恶性循环。是不是逼良为娼，肯定有外部问题，也有内部的问题。 主持人：我听了你的话之后有一点点混乱，您觉得民营企业到底存不存在道德危机呢？ 周孝正说:当然了，我们民族都存在道德危机，民营企业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是都存在道德危机的。 主持人说: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众人讨伐的焦点呢？ 周孝正说:你讨伐一些权贵人，第一是不敢，第二你说了之后没有人给你传播，大众传媒不敢给你传播。还有很多秘密你不知道。所以只能看见民营企业家了。民营企业家他很难保密，因为他不是保密机关。而且他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他也不是政府，所以我们就可以批评他。再加上他们底潮，而且文化程度低，据说一开始富的就是初中毕业。 主持人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富人的特点，就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而且发家的速度是很快的，发家领域都集中在房地产这一块，这可能也是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一个特点吧。你刚才也谈到我们的道德缺失在目前来讲，应该是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应该面临的问题，您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的话，如果想进行这种道德建设应该怎样做呢？ 周孝正说:要维持这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简单说他要创了牌子，比如说他想学习同仁堂，同仁堂几百年了就不能卖假冒伪劣的药，否则就砸了牌子，对不起祖宗。因为他们的牌子是经过若干代努力积累下来的，不能说砸在你手里，会有一种非常大的内疚或者叫道德，就是内心的约束。 周孝正说:现在这些民营企业家如果已经有钱了，已经把孩子送出国了，如果他的钱用于物质消费几辈子都花不完，除非他去赌。他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了，因为他有一个安全的需求和自尊的需求，还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用咱们普通话来讲大要牛，就跟比尔盖茨似的，我也要牛，我也要当世界首富，这种心理感受不是光有钱的，所以他们要考虑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信用。 主持人说:您说他的道德建设是不是说一个是从他的产品质量需要保证，另一方面是不是对于他们企业内部管理，还有企业的社会形象，从这几个方面也应该着手努力呢？ 周孝正说:是的，除了要使他的产品物美价廉，还要使他的经营或者是服务童叟无欺，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欺负弱势群体，也不欺负边缘人，这就是说他有一个良好的信誉，这时候他就要从内部和外部都得抓了。外部必须得对逼良为娼的环境有一定的批判，就是说虽然是你逼我当娼了，但是我不当娼，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道德，一定的信仰，老百姓讲有一定的定力，就是说不被诱惑。 周孝正说:第二个还要把企业内部的所谓的小环境或者叫做内环境搞好。因为外环境有的时候他无能为力，但是内环境确实可以的。比如说像人，人对于外环境无能为力，比如说北京汽车的尾气是可吸入颗粒物的最主要的，但是没办法，但是内环境我们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不要吃脏东西，不要把很多致病的微生物吃进肚子来，到最后我们得洗胃，得排泄。作为民营企业家对外部环境也有一定的抗拒能力，还有一个是内环境也要搞好。 主持人说:也就是说对外要树立比较良好的公正形象，对内也要搞好企业文化，从内部结构上来讲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结构，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地进行所谓的道德建设，也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是这样吗？ 周孝正说:对，他应该有一个强烈的需求有一个紧迫感，有一个责任感，甚至于有一定的使命感，才能达到这个层面，就是我要讲道德了。 主持人说:我们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网友：周教授，请问民营企业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走出道德危机呢？ 周孝正说:民营企业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国家民族，这种中华文明如果出现了道德危机，光靠民营企业家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就是民营企业家应该跟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跟整个中国一块儿走出道德危机。光自己走是走不出来了，得一块儿走，或者叫协调，或者叫同步。 主持人说:也就是说，在民营企业走出道德危机的过程中，应该是有多方面努力的，比方说政策环境的努力，市场环境的约束，还有企业自己本身的一种努力，还有监督体系，或者说民众眼光的监督，这几个方面进行调节才能够达到真正地都出道德危机。 周孝正说:是的，走出道德危机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说一个人两人就可以做的，需要多方面配合的，还是一个互动。我们希望它变成良性互动。 主持人说:刚才您也谈到了可持续性的发展，我觉得道德这种东西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它与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他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比较抽象的道德建设之外，还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建设？ 周孝正说:比如说民营企业家文化程度比较低，他有钱了，也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就应该来补上课。所以现在讲中国要进入一个学习化的社会，他也应该进入学习化的社会。 主持人说:就是说民营企业家自身不断地充实自己。 周孝正说:一句话，他也要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 网友：周教授，银行不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是因为道德问题吗？ 周孝正说: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因为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它都是行政性的因素非常多，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政府的一个机构，严格说它是政府，不是企业，或者说它是国家大企业的一个车间，所以说它首先要执行行政命令，民营企业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时候国有银行要想完全走入市场应该说还有一段路，我们中国的官话叫做建立信贷企业制度，还是任重而道远。 网友：怎么看待民企行贿比国企行贿多这种现象？ 周孝正说:首先民企行贿肯定有，国企行贿也有，我没有搞过非常详细的分析，说哪个多，因为没有一个基本的数据支持你，只能是凭我的感觉，好像多，因为我没有搞过这种调查，所以我也不敢说谁多谁少。我的感觉研究谁多谁少没有意义，总的感觉行贿、受贿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厉害。 主持人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所谓的富豪都是发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富人，他们确实也存在不少问题，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们很多是做的非常优秀的，这点也得给客观的评价。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年龄或者是说生命周期可能会有到了继承人这一代了，您觉得他们的继承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创业，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他们应该怎么面对发展、怎么面对所谓企业的道德问题？ 周孝正说:创业这一代给了他的所谓第二代，基本上就是迅速衰败，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什么道理呢？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来制约人性中的惰性因素，他要传给儿子，儿子要传给孙子，跟封建王朝一样，必然到了多少代以后迅速衰败，然后改朝换代，这是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困境的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跟我们国家是一样的。 网友：民企如果要走出这种道德的困境是靠自身还是靠监督？ 周孝正说:就是鸡跟蛋，还是一个互为因果的。靠监管不行，完全靠自身也不行，它绝对是一个所谓的互动关系。如果你不监管它，光靠自身的道德肯定是不可靠的；如果你完全靠监管，你一点不靠道德也是不成的。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因为人是活的，你监管我，我就反监管，实际上就是一个斗智或者是博弈的过程。 网友过客：现在许多民营企业进行了造名运动我觉得过于虚幻，他们钱太多如果不扬名的话，觉得对不起自己，这就是本身骨子里的愚昧。 周孝正说:有两个名，一个是美名，一个是臭名，所谓臭名远扬，所谓流芳千古，光说名没有异议，关键是什么名，是通过什么手段。比如说有的人想美名，他的手段是正当的，我们觉得应该是对的，他当然要用正当的手段造一个美名，这当然是好事了。如果用不正当手段造成了一个名，这个名别识破以后，就是臭名，臭名远扬，当然应该被批判。 网友：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道德危机是不是和先时期中国人道德沦丧有关？ 周孝正说:当然有关了，中国民营企业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这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网友：请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评价对今天中国民营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适用吗？ 周孝正说:基本适用，因为马克思说的应该说是普遍的真理。具体到今天，跟马克思的时代确实已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了，所以当然还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也不能说马克思一百年前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那也不对，但是基本上都是对的。 周孝正说:我觉得这个22网友说的对，不光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特别是中国原来有一个所谓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思想，最近几年有人统计过，大清朝的时候，1820年，大清朝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当时全球的32.4％，也就是说超过了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现在的产值占全球的28％、29％，也就是说大清朝比现在美国的超级大国还要大，并不是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不行的。 周孝正说:要说不成就是这一百年不成，要再说不成就是75年不成。你想想我们搞战争、搞革命、搞运动，也就这75年，实际上也就是这四分之三世纪不行。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仍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主持人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致富的机会，作为民营企业来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面临着制度的漏洞提供的暴富的机遇，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尤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也产生了一批靠高科技发家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并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二代富人，人们总是在追求富裕，这一点没有错，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对于这些人来讲，如果始终对民营企业有道德讨伐的话，对于这些人他们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境遇呢？ 周孝正说:我觉得对于有道德问题的人进行道德讨伐是保证这个国家、这个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绝对不能说有了道德问题不讨伐，而且你说一讨伐就怕打击他们积极性，就怕影响了第二代企业，我觉得那是绝对不对的。 主持人说:第一代富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利用的是制度的漏洞积累了财富，而且是迅速地致富。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是靠知识产品，他们本身的文化程度是很高的，是靠知识产品获得富裕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讲这个道德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去定义呢？ 周孝正说:现在的所谓靠知识、靠高科技应该也得说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比如说我们的腐败越来越厉害，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所以你不能说我现在靠高科技就好了，高科技进来，如果你不去贿赂腐败官员，不打通环节照样富不了。 周孝正说:我们官方报纸刚登了一个评价，直到今天我们国家腐败的出生率远远大于腐败的死亡率，腐败的风险系数或者说风险率4％。什么意思？简单可以理解，一百个腐败官员抓住四个，腐败一百回抓住四回，这个风险太低了。所以有人说反腐败，怎么反？提高腐败分子的风险。 主持人说:也就是提高腐败的成本？ 周孝正说:对，提高腐败的成本，就是你一伸手，一腐败被抓住的可能性大于4％，接近40％，有一部分人就不敢乱伸手了。如果从40％提高到80％就更多人不敢身受了，所以是一种博弈。他腐败你想抓住他，但是你抓不住，在博弈之中你的段意不成，人家腐败分子是象棋大师，反腐败的是小儿科，你跟人家博弈什么啊，关键是这个意思。腐败不能把反腐败完全寄托于道德，也不能完全寄托于制度，因为制度也得人去掌握。 周孝正说:所以得找一些有道德的人，又有智力的人，他们组成一个所谓的像香港那样廉政公署，廉政公署要权利有权利，要智力有智力，那些腐败官员跟谁博弈呢？就是跟谁下棋呢？廉政公署。你琢磨琢磨吧，你的权利比它大，还是智力比他高，如果你想试一把的话，就下棋，输了就被抓住了，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腐败官员智力、权利都远远大与反腐败的，那怎么反啊？相当于人家是象棋的国手，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跟人家下象棋，人家闭着眼睛都能赢我。 主持人说:我们回到民营企业的发展上来，刚才你也说了有外部的环境，也有内部的管经，对于民营企业来讲，本身的这种企业文化建设在整个道德建设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作用？ 周孝正说:企业文化当然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文化实际上是人类所独有的，它的传承不光需要语言，还需要文字。就是说除了人，所有的动物都没有文字，它们也没有录音机，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语言录下来传，我们人是靠文字传，而且现在也有了录音机，也可以把语言录下来传。 周孝正说:所以文化应该说是人类独有的，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使得人类社会能够可持续的，而且能够发展。所以说一个企业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变成百年老店，你要发展，当然得有文化，文化就是干这个的。所有的动物都没有文化，所以它们只是一死就把它们一生的积累就带走了。 主持人说:也就是说，所谓的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意义也是在于对于企业的这种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底蕴性的东西？ 周孝正说:对，其实文化就是你得发展，还得可持续。要是暴富的话用不着文化。你是一个赌徒，赌赢了，比如说你炒一把股票，你赌赢了话，你不就富了吗，还谈什么文化。整个是一个权利或者是金钱角斗场上的幸存者。 主持人说:您能再谈一谈一个企业的信誉和它的品牌艺术与这个企业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吗？ 周孝正说:它的信誉、品牌、道德其实是一个范畴的事，或者叫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就是说它的丰碑是在我们心中，地球有一场浩劫，你的硬件可能被毁灭，你的人有可能伤亡，但是你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说你的品牌是打不烂，拖不垮的。有人打个比喻，可口可乐这个品牌大概值700多亿美金，准不准不知道，如果地球上有一场浩劫，打一场大战，所有的核弹头加在一起有成千上万颗弹头，如果打一场核战争，地球上的人有可能死掉90％以上，但是可口可乐说了，如果浩劫一过，只要人没有死光，我心目中的丰碑，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牌子还在。只要有这个牌子就是我有信用。 周孝正说:浩劫之后的地球如果还要进行经济活动，比如说有银行，我就可以做银行贷款，因为你有牌子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老牌子，有信用。有了贷款我可以买机器雇人，可以恢复生产。所以无形资产品牌比所谓的硬件还要好，所以有时有误解，说硬软，其实硬软是相对的 裕兴公司总裁祝维沙作客搜狐 主持人说：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搜狐聊天室的嘉宾有两位，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另外一位是新朋友，祝维沙，裕兴公司的总裁。祝总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数年前因为电脑学习机和电脑VCD家喻户晓之后，裕兴现在的发展状态如何，祝总又在作什么呢？相信通过今天的聊天，祝总与钟教授的对话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两位嘉宾和网友打一个招呼。 祝维沙说：网友们好。 钟朋荣说：我是第二次来和网友讨论民营经济的问题了。 主持人说：看过祝总的介绍，祝总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有过一次失败，在创建裕兴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民营企业里面，裕兴在产权建设方面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对于这个您是怎么看的？给网友介绍一下。 祝维沙说：我们第一次失败也不是经营的失败，我们赚了大概30万块钱。企业有利润反而失败了，不赚钱的企业也没有人要，如果企业一赚钱，可能惦记的人就很多，所以失败就失败在产权制度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当时注册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最后我们的钱叫人拿走了，当时起步的时候得益于西城区科委的主任，当时企业刚发展的时候不太顺利，他说“老祝你是非常有本事的人。我说你说的也道理，我们就拿青春赌明天吧。 祝维沙说：在办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产权关系，事先都讲的清清楚楚的，所以在产权问题上我们公司没有出问题，但是产权制度并不是企业经营的所有，还有其他方面也要努力的。但是我们84天能在香港通过香港联交所上市，也体现了我们的产权一直很清楚，所以在审计各个方面都没有遇到障碍，才能完成。 主持人说：钟教授，您是怎么看企业产权，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权。 钟朋荣说：产权问题在80年代是民营企业的首要问题。很多企业失败，或者是搞不下去都是因为产权。这里面有几个集中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戴红帽子。本来不是公家的企业，就挂靠在这个部门，本来不是集体的企业，是个人的企业，但是在工商注册的时候，就注册成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既然注册是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就不能说这个企业是你个人的。这样的话，就出现企业没有赚钱就拉倒，一旦赚钱，这个钱创办人就拿不走了，就扯皮了。 钟朋荣说：国家就说你既然注册是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虽然这个钱是你的，但是国家还是要拿走了，这是红帽子的问题，这是其中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挂靠的问题，红帽子是指企业本来国家没有投资，把它注册成国有企业，戴上红帽子，挂靠是指这个企业挂靠在某一个机关，跟这个机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挂靠在这里，就是我的上级、主管单位。让他们当保护伞，结果你一赚钱，上级就说你挂靠在我这里，我随时可以让你走人。其实公司就是我自己投资的，但是他们不管这些。这是第二种情况。 钟朋荣说：第三种情况，搞公司是几个人一起搞，三个人、四个人搞一个公司，注册成集体所有制，最后公司一办起来的话，人不断增加，原来四个人变成四十个人，四百个人，公司到底是四个人还是四十个人，就扯皮了，这就是后来四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产权引起的。应该说有相当多的企业花了很大的代价才理清楚了，但是有相当一批企业因为产权就打架、扯皮，最后搞垮了。 钟朋荣说：现在来讲多数企业该垮的垮的，该搞清楚的搞清楚了，但是还有一批企业还没有理清楚，所以祝总在这方面亲身吃了这个苦果，因此也尝到了教训，所以他理解得很深刻，就是产权问题，是办企业的首要问题。 祝维沙说：我觉得首先要尊重资本。资本说决定要让我下课，我肯定非常愿意下课。我想如果能够给企业带来回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很大一部分是股东来选你的，如果股东不选你的话，相信是很难继续下去的。所以一个企业在往多元化发展的时候，会对一些经营者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当然一个人决策最快、效率最高，但是风险也最大。 祝维沙说：所以说股东的多元化或者是上市来说，某种程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分散经营风险。因为经营这个事情很难说没有风险，而且市场变化无常，昨天才是几毛钱的股价，今天变几十块钱，我认为股权多元化的本身也是风险会多元化的。所以作为我们来讲，我觉得如果你以另一个身份，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有义务把企业搞好。如果搞不好让我下课的话，我一定会下课的。选一个人可能我们就更轻松了。 主持人说：钟教授，你对祝总的观点怎么看？ 朋荣说：我同意祝总的观点。刚才祝总讲的基本观点，所有权最终决定控制权，这一点上在新浪几次变更CEO就非常说明问题了，这个很典型。但是反过来讲，在企业界有另外一种现象，经营者能够操纵所有者，最典型的是王石。所以说控制权归根到底来自于产权，但是又不完全来自于产权。有些人经营能力很强，活动能力很强，感召力很强，这样的话，他实际上还能左右股东，引导股东。让股东按照他的意志来办事，这个也大有人在。 钟朋荣说：还有一点，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股东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散程度成正比的。一个企业的股权分散，股东越多，大股东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股权的经营者他的控制权就越大。当这个企业股权非常分散，比如上市公司股东几十万个，这个时候是经营者当家，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里，实际上是经营者在操纵，甚至在愚弄一大批无知的股东。这是一点。股东越多，股权越分散，控制权就越是在经营者手上。 钟朋荣说：再一个情况，有的人更追求所有权，有的人更追求控制权。有的人认为所有权比控制权重要，有的人认为控制权比所有权重要，就像祝总讲的我要当潇洒的小股东，有的人就感觉到要控制权不要所有权，比如万象的鲁冠球，是集体所有制，我问鲁冠球你这个企业为什么不改制？他说我要改制，我是集体所有制，政府管不着。我为什么不改？我要改了，我获得的所有权，但是我旁边有二股东、三股东一大批，七嘴八舌看法也不一样，企业就很难办了。 钟朋荣说：后来我跟鲁冠球讲了一句话，对你来讲控制权比所有权重要，他说对的。我要控制权不要所有权。为了这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我不能失去控制权。 主持人说：祝总，裕兴在香港上市是在2000年，我印象里面是裕兴比较火爆的时候，当时央视的广告也是非常多的，发展势头也是非常强劲的，为什么会选择上市这种融资途径呢？尤其是去香港上市？ 祝维沙说：为什么去香港上市，国内上市当时也没有条件啊，民营企业在国内上市门槛很高，不太可能。第二个我觉得上市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一直认为股东要分散风险，企业要做得比较规范，上市是比较好地解决股东、员工和企业发展之间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上市说一句话叫做不沉的航空母舰，正好我们上市之后，互联网经济从最热到走到低谷，如果我们没有上市，可能这家企业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说控制风险往往是企业经营者时刻都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祝维沙说：正是因为有了上市，三年以后回过来看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它为我们企业调整创造了一个条件。其实上市这件事情有压力，也有好处。其实上市之后压力大于好处，但是人做事情还是希望做得更好，希望掌握的资源更多，所以上市以后是企业成功的标志。什么样的企业家是合格的？我经常问这个问题。能把一块钱当十块钱卖出去就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祝维沙说：比如说你有一个亿的利润，用十个亿在市场上卖出去的话就只有借助资本市场。也就是说，上市标志着这家企业的成熟，和标志着进入到一个新的资本市场。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我们非常幸运，非常早的接触资本市场。我们选择创业板，当时是创业板上的巨无霸，现在看起来我们上市用了九年时间，也并没有使企业完全走向成熟。但是经过的这两三年以后，我们的企业走向成熟了。 祝维沙说：人家说两年以后看上市，我有一个反思，学到什么？最主要是眼光。所以说上市之后在压力面前我有一句话，叫做将荣辱置之度外，守住道德线。为股东留下可以发展的资源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要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两三年回过头来看，正是由于我们的眼光的改变，发现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的问题的泥潭开始起飞了。 祝维沙说：所以说两年前我最有钱，我把自己看成一条虫，现在两三年以后再来看我觉得我们是金光闪闪的龙。中国企业以民营企业来看，能像我们状态这么好的企业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是非常偶然的。 主持人说：也就是说，其实上市是提供了一个更好、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可以这么理解吗？ 祝维沙说：难道不是吗？假如说搜狐没有上市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可能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主持人说：民营企业和资本市场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您觉得民营企业在以前的时候，现有的融资渠道是不是可以支撑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呢？您作为一个企业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祝维沙说：其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行业，在发展中的行业来讲，互联网几千家企业最后剩下的几家都是上市公司，世界五百强当中有几家不是上市公司呢？国外企业都是私营的，都是民营的，所以我认为上市分散投资风险，使自己壮大，另外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在上市也得到很多好处。 祝维沙说：但是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股东、各种各样的基金经理给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常常使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我有一点可以告诉这些网友，基金经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资本家，他们只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不听他们的话是不对的，过多地听他们的话那是傻子，还是要照自己的路子来走。 主持人说：钟教授您怎么看？ 钟朋荣说：民营企业上市首先是为了融资，现在企业搞钱的路子有很多，一个办法上市，一个办法是找一些战略投资者来参股，第三是找银行贷款，第四个向内部职工特别是管理层集资。当然还有其他办法。研究这几种融资的成本，如果单纯从搞钱来讲，哪种融资成本低就采取哪种办法。祝总讲上市对民营企业体制提升的问题，从中国现在已经上市的企业来看，要避免企业上市单纯是为了圈钱。 钟朋荣说：有些企业去搞钱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还，现在国内企业还是相当普遍的，当然在国有企业也是相当普遍，民营企业也不是没有，是这么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有的企业上市以前发展非常健康，该干什么干什么，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但是上市以后突然一下子搞了几个亿、几十个亿，就开始头脑发热了，甚至自己都变态了，不认识自己的，一夜之间就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干的，东投一下，西投一下，上市等于带来了灾难。这种情况也有。 钟朋荣说：还有是不能为了上市而上市。现在有的企业攀比上市，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我写了一个点评，在21世纪报道里边，江苏有一个镇，这个镇有七家企业上市，总的来说对他们的发展是很有利的，但是有些地方就攀比，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无论我需不需要，我也要跟你比试比试。这样为了上市而上市，甚至是为了赌气。还有一个上市情结，很多企业、网络公司无论自己需不需要上市都去上市，这是上市情结。需要上市而且能够上市的，还是赞成企业上市的但是要避免盲目性。 祝维沙说：我觉得从上市这个角度，从股权结构来看这个问题，企业内部的股权不宜过于分散，否则会导致内部斗争加剧。上市以后股权相对分散以后，实际上是可以不支持你的企业，对经营决策的干扰很少。如果有很多干扰的话，这个企业做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在初期原始投资，有一些股东，比如志同道合者集中在一起，股权适当规范一些，不足以影响决策，上市以后就不一样了，要看你的业绩、看你的报表，所以股东的成本有很大的不同。内部股权不合理将会导致这个企业有非常巨大的灾难。 钟朋荣说：民营企业上市，家族企业上市，我还是主张要有大股东。特别上市的家族企业老板，比如像祝总这样还是相对持大股。虽然上市，但还是应该是一个放大的准家族企业。某些本质东西，某些好的东西并没有因为上市而放弃。通过上市弥补了一些东西，保留下好的东西。这个企业上市如果没有大股东，这个企业说到底就是经营者当家，在经营者当家和大股东当家之间我更看好大股东当家。 钟朋荣说：因为大股东毕竟能够成为大股东是千锤百炼炼出来的，他的资产四个亿、五个亿，这是他的能力。他已经有四、五个亿，他也讲道理，他不会去做假帐，他有责任感。像祝总反复讲的，我见过大钱，广大小股民把钱交给这样的人他们放心。人穷则思变，你给他一万块钱，可能叫他干坏事就干。干坏事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保留家族企业某些好的东西，保留大股东。 主持人说：祝总作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上市将近三年了，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呢？酸甜苦辣肯定各种味道都有，您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祝维沙说：我觉得上市比不上市强。上市最主要是锻炼了眼光，尤其是到海外上市。当时我说过几句话，要想害谁就让谁当总经理，要是嫌不够就当上市公司总经理，还想害他的话就让他到国外当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为什么呢？我们在国外跌下多少人来？对不对，所以你想害谁就这样做。本来过的好好的，你说缺钱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说尽管压力再大，对于股东负责这一个角度来说，一个经营者作为股东能够把他的企业带上市，是一件对得起股东的事情。 祝维沙说：因为很多人天天都在投资，80％投的钱都打水漂了。八个亿的企业扔在那里一分钱都没有，这比比皆是。所以在我们压力最大的时候，台湾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上市企业，他的企业目前做得很好，在台湾靠自己的能力，已经进入台湾财富前十名的。当时我说我压力很大，他说你不要觉得对不起裕兴的股东、对不起裕兴的员工。他说“裕兴的主要干部都在这里，我你跟说一句话，老祝对得起裕兴的股东和员工，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企业带上市了。”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上市比不上市好。 主持人说：您说的上市比不上市好，这应该是在你企业具备这个条件上来说的。 祝维沙说：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实际上突然拿到一笔钱，是企业长大了，企业长大了，老板也要长大。老板长大了，企业一定长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两年做的一直都不太好，谁的问题？我的问题。所以企业做不好是谁的责任？老板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为什么呢？你的眼光和你的实力不足以驾驭这么大的企业，所以企业就会停顿。当你有新的眼光、新的想法之后，你就会长得很大了。这样企业就会跟上你长得很大了。 祝维沙说：所以这也是上市的时候，为我们快速地带来了新的挑战，资本和资源的快速增加，这往往是使企业出现一个槛。因为中国没有人教我们的企业应该怎么做，中国的环境也不是一个规范的环境，大家都是刚开始做企业，全是英雄企业，赌对了一两个产品就上市了，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懂。 祝维沙说：所以我也同意这个说法，我是上辈子积了德的，是幸运分子。这个社会总要有几个幸运的，我们就赶上了这个时代。比如网络这几个人，如果没有互联网能显得他们吗？啥都不是啊。所以说是幸运知识分子。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来看的。 网友：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建设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大的矛盾？ 祝维沙说：幸福的家庭都差不多，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所以我说的矛盾就没有普遍意义。我觉得想要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心术摆正了。相对要做得公平。另外按照我们讲的话来说，更多地让别人。我比较欣赏那句话，就是说李嘉诚当时讲的一句话，本来赚两块钱，我赚八毛，让别人赚一块二，准保没毛病。我想跟钟教授合作做一个生意，我想赚八毛，让他赚两毛，他拍屁股就会走的。解决矛盾的本质是利益的关系。利益关系解决好了就没有矛盾的。 祝维沙说：但是做到绝对公平合理是绝对没有的。所以这个企业怎么化解矛盾，要看老板的心态，对钱的心态，如果你看得很重的话，一般矛盾会很重。所以我也有两句话，你把眼睛盯在钱上，你一定争到的是气，要想做大事眼睛不能光盯在钱上，还要盯在事上，做好事情可，钱就是对你成功的奖赏。 网友笑嘻嘻：钟教授一直认为父母比阿姨好，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如何看待职业经理人？ 钟朋荣说：父母和阿姨来讲，父母就相当于股东，阿姨就是职业经理人，前两年我在研究美国的公司危机、华尔街危机，最后发现美国的阿姨靠不住。美国的阿姨很可爱，可是最后发现美国的阿姨不行，欧洲的阿姨也不行。 钟朋荣说：现在做几个补充，阿姨靠不住，不是说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平都很差，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美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应该说总体上是比较高的，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点补充。第二点补充，自己的小孩自己养会养得更好，不是说不要阿姨，而是讲阿姨身边要不能没有父母。这个里面总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制度应该以父母为支点。 钟朋荣说：我们现在的企业制度都是以阿姨为支点，证监会来查也是阿姨，会计事务所也是阿姨，新闻记者也是阿姨，独立董事也是阿姨，我们只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却很少在股东方面做文章，怎么样让股东真正发挥股东意识。如果股东都没有股东意识就等于这个企业没有父母的，很多阿姨就不能解决问题。十个阿姨不如一个父母，我们要把企业制度建立在父母的支点上。 钟朋荣说：这一点我们的证监会也是这样的，独立董事问题、经理人的问题，还有证监会怎么去查的问题，不是不需要，是需要的。这个企业是股东的企业，股东自己不把它当回事，股东忘记了自己是股东，父母忘记的这个小孩是我的，父母都死了，把企业办成孤儿院的话不能解决问题。是这么一个意思。 主持人说：祝总您怎么看呢？ 祝维沙说：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经理人是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是技术还是艺术要分清楚，比如说工厂在数字化之后，模拟技术逐渐退出，这时候很大一部分生产制造性的电子技术应该是技术而不是艺术的，不是取决于很多人的经验，非常容易产品化了。这样就形成的统一的管理。 祝维沙说：比如说9000系列，怎么样采购，会形成一系列社会公认的规范，操纵这些工具的人，懂得的这些人就可以驾驭不同的企业。这个时候的职业经理人相对有效。因为企业都像产品一样，差不多，如果企业都像歪脖树一样，职业经理人来了肯定会水土不服的。所以西方的企业制度已经发现了好几百年，而中国的企业制度到现在不过一二十年，我认为从现在来看，职业经理人制度一定不能是中国现在的主流制度。 祝维沙说：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情况下，除了制造业比较规范的，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都是艺术，中国所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英雄，换一个人这个企业完全两回事了。能够换吗？所以说不像国家制度，政府制度，实际上换的话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大家老顾虑谁能后继，没有后继就找职业经理人来了，来了就瞎折腾，企业全折腾垮了。所以我认为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职业经理人制度只能在有限的、特定的、比较规则化的企业里来进行比较好。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制度在中国是一个失败的制度。 钟朋荣说：我再补充一点。讲到阿姨和父母的问题，讲一个企业制度的实际，我们不能离开一定时期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法律环境等各种社会环境。如果一个社会里面，大家不讲信用的成本很高，结果大家的信用水平就比较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小孩交给阿姨。我不怕你，你不敢欺负小孩，你不敢把小孩偷走。以前山西晋商的阿姨，职业经理人古今中外权利最大。为什么呢？我可以放心，因为你不讲信用的话成本是无限大的，而我们现在不讲信用没有什么成本。 钟朋荣说：再一个现在法律体系还不健全，还不完善，打官司打赢了也没有用。再一个现在各种监督机制都成问题。目前能够让人充分信得过的阿姨确实不是很多。如果通过法制建设，通过道德信用建设、制度建设，让阿姨们总体的道德水准提高了，法制环境健全了，不讲信用的话成本很大的话，这个制度可能是另外一种制度，恐怕更多建立在以阿姨为支点的企业。 主持人说：您认为中国外部环境并不适合职业经理人？ 钟朋荣说：不是说职业经理人水平差，只是他们不讲信用的话，代价太小了，收益太高，谁还愿意去讲信用呢？这样好人也变坏了，因此没有多少人能够让人放心。这样迫使很多企业不得不自己的小孩自己养，不得不搞成家族式企业。宁可用我的弟弟，尽管弟弟的水平差一点也不愿意用那个水平高的外面的人，我不放心。 主持人说：我们的企业制度，职业经理人都是来自欧洲他们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华尔街丑闻也证明了这种制度，职业经理人并不见得是非常科学的，非常有效的，结合到我们的实际来讲应该怎么样完善我们的企业制度呢？ 钟朋荣说：我想还是那句话，还是以父母为支点，不要把企业办成孤儿院。就把小孩完全拜托给阿姨了，阿姨想怎么弄小孩，甚至是卖掉了都没有人管。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家族企业制度是最有优势的企业制度。家族企业制度的优点就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家族企业怎么办呢？要适度地放大，一个民营企业上市，虽然搞的三个亿、四个亿，但还是家族老板在这里当家，给大家负责，是一个放大的家族企业，骨子里的东西没有改变。 钟朋荣说：因此正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一直主张中国要多发展一些小交易所，三板市场，在厦门搞一个，在温州搞一个，在温州发股票，让温州老百姓买，这样一个企业的股东不是几十万个股东，而是几千个股东，股东数量少的，大家的股东意识就会强了，这样等于企业就有了父母了。这些股东都是本乡本土的，你骗人的话成本更高，做假帐的话大家更容易发现。用这样一些办法让股东更加有股东意识，有信息优势。 钟朋荣说：有了这样一些股东，就等于是父母没有死掉，否则父母死了小孩就很危险了。这是我反复讲的我们要把一个企业制度建立在父母的支点上。一定要有父母，而且要有父母的意识，要有股东意识，这才行。 祝维沙说：企业制度的发展一定是一个过程，今天不太合适的事情并不代表方向是不对的。因为美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的企业相对变得比较规范的时候，就使得经营企业本身是一项技术，而非艺术。比如说怎么看企业？我们最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原来裕兴跟中国别的企业一样有科研部、销售部、人事部什么的，现在到外国一看，我们跟人家有一个产品部的建制。我想了想，回来以后裕兴在这两年当中把产品部真正做起来了。 祝维沙说：原来我们看不懂外国人，觉得他们很怪，为什么？现在看一看基本上跟这个企业的模型逐渐接轨，运作的方法逐渐接轨，这样企业经理人当中有一些部门的领袖逐渐上升到CEO。我们觉得这个企业不太好，马上找一个人来当CEO，无外乎是推托责任，企业做不好，老板不能下课，一定要做好了才行。否则找个人来给你做，其实换了多少任，中国很多企业还可以，换了一个更糟糕，三换、两换，没了。所以可能并不是换的人不行，而是这个企业内部，就像大清朝一样，瓤子都烂了，没用了，谁都治不了。 网友：我们的公司也是挂在国家机关的，这样好不好？ 钟朋荣说：挂在国家机关不好。 网友：加入WTO之后，民营企业是否面临着强强联合抵制外企？ 钟朋荣说：加入WTO之后，民营企业强强联合抵御外企，我想怎么个强强联合？是两个合在一起？还是两个怎么样，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我觉得加入WTO之后，要想更好地参加国际大公司竞争，民营企业更应该不要什么都装在一个筐子里面，更多应该从外部理论连接，外部的交易来形成一种联合。用外部交易关系来代替内部的关系。 网友：关于裕兴融资之后，这两年资金都投入到哪些方向，带来哪些收益？ 祝维沙说：我们的投资方向基本上都在年报上做披露。这两年当中主业逐渐走稳了，我们推出一项产品叫做超级DVD，有我们开发的五项专利。另外我比较看好DVD的技术平台。 祝维沙说：PC是美国人玩的，英特尔、微软赚钱，游戏机是日本玩的，DVD一家都不赚钱，芯片也不赚钱，整机也不赚钱，大家都不赚钱。但是不赚钱就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好。因为一个DVD芯片本身已经具有奔三的水平了，利用这个芯片技术，我们在上面做文章，一个是压缩技术，三千首卡拉OK可以装在一个盘了，十部电视剧可以装在一个盘里，可以给用户很好的利益点，SARS之后跟很多上游企业合作，我们一下推出50部电视剧在市场上进行，我们产品比DVD贵多少？ 祝维沙说：我们估计在年底的时候可以为裕兴带来很好的回报。另外利用DVD平台做一个电子教育的产品，把国内一个新概念英语，3册书压到30张光盘，讲四个小时的内容，把课堂真正搬到客户的家里，也也能够给客户带来利益的。第三做的IA产品，就是机顶盒。我们基于DVD技术，比所有世界的机顶盒的价格都便宜得多，所以我们胜出了，所以说我们的明天更美好。裕兴通过一两年的锻炼，会交出一个令股东、令社会满意的答卷来。 网友：民营企业是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主力军，特别是在江浙地区，请钟教授谈一下民营企业在未来得作为以及前景。 钟朋荣说：我想再过若干年以后，在中国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是同一个概念，企业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就是企业。除了民营企业之外就没有几家国有企业了，这就是它的前景。军工等等可能不是民营企业，但是更多的企业是民营企业，这就是它的前景。 网友：民营企业是否需要国家放宽政策给予扶持呢？ 钟朋荣说：肯定需要了。一个是税收政策，我始终认为税收政策还是太重了。一个企业把所有的税都交了，剩下的并不是很多。特别对一些小企业的发展是很大的限制。再就是金融政策，现在银行体系，现在这种金融政策对民营企业是很不利的。一方面很多银行大量的资金贷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很多民营企业需要资金贷不到。还有产业技术政策，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来做的话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钟朋荣说：首先企业本身要有一个合理的负债，所谓合理负债就是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合理的负债率，你的实际负债如果太多的话，就有风险的。实际负债如果太少就是一种资源浪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银行来讲，从融资方式来讲，负债的企业比股市的优胜率更高，因为负债要还本付息。 钟朋荣说：另外企业负债还靠你自己未来的预期效益和你的负债成本，如果这个产业非常稳定，三五年之内投资回报率15％，现在贷款利息5％，我可以放心大胆尽量贷。如果为了现在的经济效益，回报率是5％、4％，你现在5％贷款贷多了这样就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要看你的负债风险和成本的比较问题。 网友：SARS给裕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 祝维沙说：带来了影响，很大的影响。我们原来的办公楼都被德外医院征用了，我们就快快的搬到旁边的大厦了，一搬家就损失一百多万。 钟朋荣说：德外医院跟他们是一墙之隔，就被征用了。 主持人说：这是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了？ 祝维沙说：间接的影响都不怕了，企业反正要经营下去，这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一百多万拿走了就拿不回来了。 网友：裕兴公司今后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祝维沙说：上市之后，我们真正看清楚了中国的企业走什么样的道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在电子行业当中是我们一个长期发展的战略。所以在DVD领域当中我们不但在做整机也做机芯，所以我们会在电子行业当中以DVD技术平台争取做到最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祝维沙说：第二个我们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讲，没有传统产业不稳，没有高科技不富，所以做企业要做和黄，要走向世界，企业必须采用比较适合亚洲企业的模式，比如说日本，比如说韩国，比如说香港。我们觉得对于下游企业来说，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规则，而且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思路和战略。 主持人说：有一种观点说产业经营是企业经营的低级阶段，而资本运营是企业运营的高级阶段，裕兴还有一次举牌方正的一个行动，想问一下您对于这个是持什么样的观点？ 祝维沙说：我认为不能说哪个是高级，哪个是低级，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们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我们从打工者，到个体户，到企业家，最后通过上市作为资本家，基本上完成了一个企业家应该做的一切，或者就像一个人生长发育的全过程，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幸运的。 祝维沙说：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我们做企业的时候，投钱然后赚钱，以前赚钱的模式和看法比较单一，到了资本市场的时候，了解到这么贵的企业为什么会买，所以根本看不出一种价值。当我们到资本市场之后就会为企业的价值和你所做的投入重新进行认识。我认为资本市场当中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因素叫做整合。而不是说完全什么都是老农民种地，从头自己开始。我认为这一点是资本市场最有魅力的地方。 网友：祝总，裕兴会不会送一些东西给消费者？ 祝维沙说：在大中，下周就会送电视剧的。 主持人说：刚才祝总说过关于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钟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两个东西的？ 钟朋荣说：首先要对资本经营有一个定义，什么叫资本经营。是一个大概念，而不是小概念。大概念讲企业都叫资本经营，你把产品卖出去，产品三百万，变成钞票，这样产品资金变成货币资金这就叫资本经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第二段、第三段讲的那些事都是资本经营。从大的概念来讲企业做的任何事都是资本经营，都是为了资本的保值和增值。现在讲资本经营，讲企业兼并比较多，从这里面讲的话，围绕产业经营去搞资本经营。 钟朋荣说：从小概念讲，我的产业经营，我现在搞服装，我现在做一万套，但是订单就有三万套，怎么办呢？我盖厂的话太慢，周期太长，花的钱太多。我去兼并一个厂，这个兼并行为，就是现在很多人讲的资本经营。为什么兼并呢？是为了我的生产更好地发展。再比如讲我现在有些产业变化，有些车间不要了，我把它卖掉，甚至租给别人，甚至投资投给别的企业这也是资本经营，这些资本经营都是围绕产业发展来搞的资本经营。 钟朋荣说：另外一个资本经营离开现有的产业完全是倒企业，我去收购一个皮鞋厂，收购一个手表厂，我收购回来过一两年再卖出去，我自己有这种关系，有这种专家队伍，我把它收购进来，把它弄成股票上市。把资本经营作为一个专业、产业来做，所以一个中小企业最好是围绕你的产业来搞资本经营，而不要脱离产业来做资本经营。 钟朋荣说：你没有这个优势，也没有这个实力，不但要有钱，还有很多能够摆得平，还有很多专家优势，你没有的话就做不了了。把一个企业买进来是一千万，卖出去两千万，你把一个企业买进来一千万，卖出去五百万没有人要，这种作资本运营繁荣是大有人在的。 网友：您觉得您的品牌做得好吗？这个品牌在中国将来会不会有一席之地？ 祝维沙说：品牌不光是知名度，龟兔赛跑何为龟，何为兔。从世界范围来说要做好一个品牌不是打一回广告，所谓做做宣传，这只是知名度，作品牌比的是长久的耐力，我认为企业经营和品牌都是长跑，我希望我是一个优秀的长跑运动员。 钟朋荣说：品牌这个问题在中国企业里面，这几年有一种倾向，仅仅把它理解成一个知名度。做品牌主要的办法就是打广告，你仅仅把品牌理解成知名度，就以为品牌就是一夜之间可以造成的，实际上品牌首先是你的产品本身的质量，以质量为基础的。品牌应该是对一个产品质量最高的反映，这两年有一本书叫《定位》，是美国的营销专家写的，里面很多理念、很多观点是非常好的。你不要去看你的生产，不要管你的产品，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好的概念。 钟朋荣说：首先在人们脑子里面强调一个概念，产品在脑子里的概念不是靠广告定位的，而是产品质量本身。你的牙膏在蛀牙方面没有优势的话，你偏偏在老百姓脑子里占那个空间，说我的这个牙膏是防蛀牙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这样的话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定位不是说广告定位而是产品的定位。有的牙膏是蛀牙，有的牙膏是让牙齿白起来，这个产品本身是干什么用的，广告宣传概念在人们脑子里应该是产品本身客观的反应，这才是对的。 钟朋荣说：另外讲品牌的话，现在很多企业一讲这个企业的品牌值多少钱，我的产品价格高，我就要卖高，就是因为我的品牌值钱，我的品牌比较好。实际上名牌产品的价值有几个情况，一个情况有些产品本身功能已经异化了，不是原本的功能了。比如服装，比如本来是御寒的，后来服装就成为人们包装自己的一个物品，我们两个都是叫二狗子，但是你的二狗子还在农村，我的二狗子发的财，我怎么样把这个二狗子和那个二狗子区分开呢？ 钟朋荣说：我穿的衣服是一万块钱，你的衣服50块钱，其实上都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标志。我吃海鲜，一次三万，你吃大排挡，其实吃的都是一样的，你有这样的需求，人们才会创造一个品牌，来满足这个需求。因此这样这个品牌是真正有价值的。比如高档烟实际上质量都差不多，有的烟卖50块钱，有的烟卖20块钱，这就是品牌。证明我抽的烟比你好，证明我档次高。这是第二种情况。 钟朋荣说：第三是我们的家电，我们家电在80年代质量差异很大，国产品牌不过关，用了两三年就坏了，第二个很多消费者没有经验，第三我们的企业都不大，而且信用度都不高。售后服务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品牌依赖度很强，要多花一些钱买名牌产品。现在家电家家户户都过关了，质量都很好，没有说哪个彩电很坏的，实际上买哪个彩电都一样，所以品牌不品牌无所谓。 钟朋荣说：就像80年代老百姓买彩电一样，我心里没有底，坏了没有人修，质量又不过关，现在的家电无所谓品牌不品牌，彩电质量都差不多，而且都不会坏的，就看哪个便宜。所以品牌就是要怎么看，现在有人一味地夸大，投资一千万，拿九百万做广告，表面上是做品牌，实际上是造概念。 钟朋荣说：在中国有一种概念经济，消费者花一百块钱买东西，90块钱是买概念，10块钱是买东西，这种现象就是概念经济。这样的企业说的不好听的，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瓜分财富。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他可能什么也没有给老百姓提供，前几年有一批保健公司一夜暴富就在此。 网友：我认识裕兴从学习机开始的，现在裕兴还在生产学习机吗？主打品牌是什么？ 祝维沙说：裕兴现在的拳头产品一个是超级DVD，目前市场比较看好，而且市场销售量攀升的速度很快。第二即将推出一个英语教育的产品，我们称之为移动课堂，大概在这个暑期会推出来的。还有一个产品是机顶盒，它是用网络播电视节目的产品，在一个宽带网上可以拷十几套电视节目，我们称为IPTV，这都是2003年基本上成熟推出的产品。研究工作大概都是一年多，接近两年的样子。 网友：祝总是如何定义成功的？您希望裕兴将来成为怎样的一个公司？ 祝维沙说：什么叫成功，我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是成功人士，但是我认为我不成功。我认为做小企业的时候很痛快，很愉快，在给自己挣钱，做大了的时候更多是社会责任。我觉得当老百姓最好，我是这么认为的。打个比方说：原来拼命追求要结婚，结婚以后发现还是独身好。 网友：裕兴想变成什么样的公司？ 祝维沙说：做人做事除了生存，按照某个层次来讲做企业多少是在精神上有追求的。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想做企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这么希望的。但是能不能做到，人家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们把七分打拼好了。企业能不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应该说运气也很重要。 主持人说：关于资本运营钟教授好像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大中小的概念，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 钟朋荣说：现在大家整篇讲资本运营，资本运营，我们说什么叫资本运营，大概念、中概念、小概念。你的原材料加产品就是叫资本运营，资本形态变的，原材料资金变成产品资金，把产品卖了。河南平顶山有一家企业，当地的特产雄蚕蛾，性功能很厉害，他们就把雄蚕蛾用来泡酒，开发雄蚕蛾。一只雄蚕蛾两毛钱，说我能不能给做一个融资方案，我说你这个企业最大的资本经营就是去卖东西。你的仓库里面已经有两三百万的东西，把酒泡了，你还去搞资金啊？ 钟朋荣说：所以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叫做资本经营，都是为了资本的保值和增值，这是大概念。中概念是什么呢？企业不同资本、不同形态的一个结构调整，比如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个企业可能搞一百个人，把设备搞少一点，人搞多一点，最典型的挖煤。可以用最先进的设备，可以人搞少一点，这样不浪费资源，这就是资本的调整，就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比例。第二个就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保持一个什么比例。 钟朋荣说：第三个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之间的比例，从企业产权结构方面来分析，我的股权比如像祝总这样的投资公司，每个产业都投一点，还是对机械产业多投一点，还是传统产业多投一点，还是对信息产业投一点，股权结构可以不断地调整。再一个股权和债权之间，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的调整都叫做资本经营，这叫做中概念。小概念就是现在讲的一个是企业并购，一个是股票上市。这是现在讲的比较多的资本经营。所以我们讨论资本经营，首先要有个定义，有个概念，你是从哪个层次上讲资本经营的。 网友：当时卖VCD的很多企业已经垮了，裕兴能够坚持到现在的秘诀是什么？ 祝维沙说：一个企业能不能做的好，在中国现阶段来说，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是很重要的。第二对行业和各种风险确切的把握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第三点，这个行业不好，不一定你不好，当大家都认为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吸纳的时候，而不能抛出。 祝维沙说：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不能做好企业，应该是你的观点要比较独到。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企业应该说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应该是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都会遇到一些困难，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能够走下去是最重要的。 网友：钟教授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钟朋荣说：谢谢这位网友。 网友：我本人是做投资银行业务的，理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甘苦，希望裕兴永远成功。 祝维沙说：谢谢。 主持人说：祝总应该是比较有个性的人，通过今天的聊天也加深了我的这个感觉。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要做企业的话，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把天戳一个大窟窿再做，绝不跟随，您是怎么样体会您这个思想的呢？ 祝维沙说：其实弱小的时候我们做学习机，当时也是非常独特的。其实这个行业所有的技术基本上都是裕兴和我带领着我们几个核心人员做的，本质上我们都是技术人员。所以我们进入这个行业使得我们做到第一桶金，第二是做VCD，我做电脑VCD也是非常独特的。怎么进入DVD市场？其实DVD市场一直不够成熟，到了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从技术开始成熟，但是因为是未老先衰，这个行业还没有赚出利润来就把价格打乱的，我们怎么做呢？ 祝维沙说：我们做了一个超级DVD，我相信我的产品将使我顺利切入DVD市场，并且比同行有更多的利润。所以如果要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唯一降低风险的就是找准机会，做好所有工作一把就进去。如果要进去的话一定是找到突破口，否则我不进。比如说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到底它的软肋在哪里，我很清楚，但是我现在还是待着看，不进去。但是事实上讲一句不中听的话，互联网目前成功企业的模式过于类似。 主持人说：钟老师怎么看？ 钟朋荣说：看不清楚不要做，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很多民营企业乱投，这样交的学费太过了。我比较赞同祝总的做法，要先把这个事情研究透了，研究透了再下手。搞创业的话，第一要做一个产业最好先卖产品，你要做服装先卖服装，卖两年三年对这个行业很了解，而且手上有市场，再去办工厂。而且开始办工厂先租工厂，先不要建工厂，这样就把前期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 钟朋荣说：去年有四个小伙子打电话给我，说钟教授，我们四个人准备办餐馆，您能不能给我们提提建议。我说最好四个人到外面打工打半年，一个人到肯德基打工半年，一个人到另一个餐饮业打工。打工期间每个礼拜天在一起聚会半天，互相讨论，交流经验，然后搞了半年再继续办餐馆。这样的话，先自己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不了解的话风险就很大了。 保育钧、钟朋荣作客搜狐谈民营企业出路 主持人说:搜狐财经频道与经济观察报联手推出民营企业危机与化解网络论坛，进行了两个星期。我们邀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企业家共同探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症结、面临的道德困境，并与网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得到了强烈反响。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会继续跟踪，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保育均和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先生。 保育钧说:我是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民营经济研究会已经成立10周年，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阶段。到中国十六大，我们党对民营经济完成了一个认识的阶段。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落实十六大精神。今天和钟朋荣先生想就落实十六大关于民营经济的一系列碰到的问题展开讨论。 钟朋荣说:网友们好，我是第三次来搜狐跟大家一块儿讨论民营经济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说:今天探讨民营企业出路问题，我们想通过分析一个案例来探讨一些问题。有一个A企业是农药行业著名企业，1990年老总姓张带领一帮亲戚开始艰苦创业，五年过去企业成长成为拥有20亿资产的企业，2001年5月戴上国有企业的红帽子，仍然由张总绝对控股。到了第二年6月，公司进军资本市场，控股上市公司，目前这家企业成长为巨型跨行业的集团企业，企业资产近60亿元人民币。 主持人说:可以说它已经渡过了发展历程中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也有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张总说目前面临着管理上的五大困惑。第一个是企业未来的发展问题，第二企业未来的继承人选问题，第三企业后继人才匮乏问题，第四企业内部信息流动效率问题，第五企业感情约束问题。请二位帮助分析一下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怎么解决。 保育钧说:它怎么从私营企业一下子变成国有企业？ 钟朋荣说:2001年谁也不会想到再去戴红帽子，里面可能有国有股。 保育均说:这实际是国有股扩张的问题，产权关系不明确。搞农药的，随着农药发展逐步收购了哪些国有企业入了它的股，怎么逐步做大的不明细，问题恐怕就出现在这儿，稀里糊涂扩大，然后稀里糊涂解决问题，这是最危险的。现在需要一步一步搞清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才能看到问题所在。 保育钧说:我手里有一个典型，前几天报纸上报陕北油田的事情，陕西北部两个地区有油，但是国家来打不合算。后来中央决定把陕北油田交给地方来办，两个地区15个县没钱，招商引资去打井，然后订了合同，是风险投资。如果说你能打出油就打，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把油采干为止。如果说打不到油，你就走人。这是一种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省内外一些民营企业到那边投资，先要取得资格，县里给办了资格证书，然后去打，一口井加起来费用有一百万。 保育钧说:打井的费用是150万到200万左右。如果打得到油就继续采下去，油还是卖给国家，打不着就走人。这种情况之下干得好好的，现在大概15个县有一千多家进去了，后来看到有利可图地方一些长官干部插进去，把秩序搞得很乱。民间资本打油，很可能是技术水平跟不上，采油率低，是有资源浪费现象。99年开始国家经贸委和有关部委说这么搞下去不行，不能让私人去打，这就涉及到民间资本的进入问题。 保育钧说:理由是矿产资源是国家所有，不能让私人去打。国家所有不等于一定国家开采，可以转让。我们南海油田还是外国人来打，这个暂且不说，要采取收购或者入股的办法变成地方所有，当地1999年把这个文件压下来不贯彻落实。不仅不贯彻这个文件，既不放开说你们再来追加投资，当地有一批民间资本进去了，又新打井，这个时候越搞越乱。今年突然说要收回三权，开采权、经营权、收益权，这是单方面撕毁条约，民间资本不同意。 保育钧说: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民营企业现在告到北京来，告到我们研究会来，我们讲了三条意见。 第一条，为了保护资源应该加强治理整顿，整顿不等于没收。整顿的办法应该是加强管理，可以通过大家重新组合变成股份制企业来入股统一加强管理。不能变成没收，现在把整顿变成没收。先是违约，后是侵权，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僵持着。 保育钧说:第二条，要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给人家以出路，不能侵犯投资者的权益。贯彻十六大精神，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环节方面一定要解决民间资本的准入问题。到现在为止，民间资本是不是可以参加打井没有明确说法，一直是含糊的。含糊之后对政府有好处，主动权在政府手里，我让你来就来，不让你来你就不能来，为政府不守信用提供了条件。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再也不能含糊下去，一定要有明确规定。 保育钧说:我们采取准入制，应该说采取进入制，除了法律禁止的，其它都是应该允许的，这样审批程序大大减化了。现在不说什么可以不说什么不可以，一个一个审批，这是为什么现在的审批那么复杂，政府部门那么多，民间资本有时候在一些地方发展不了那么多，就是因为审批制度不合理、不科学。应该变成进入制，法律规定禁止哪些，除此之外统统放开。 王安：上世纪初开发美国西部油田是私人资本，老罗斯福跟洛克菲勒打架…… 保育钧说:市场的做法跟计划的做法跟统治的垄断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是真搞市场经济还是假搞市场经济。如果真要搞市场经济，那么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不应该搞保护垄断，占了优势资源有理由，但是应该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前允许进入，现在让人退出，退出应该按照合同法补偿。蛮不讲理的地步在十六大还有，这种情况真是少见，这是一种情况。 保育钧说: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况属于外部环境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只是内部管理问题。人才准备不足，内部管理更跟不上，这是一部分发展快的民营企业的问题，和刚才所讲的情况是另外一种类型。人才资源是一个大的瓶颈，这和外部环境也有关系。中国什么时候尊重过人才？特别是创业人才。中国不缺人，人多得很，不缺干部，干部也多得很，缺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我把他界定为，能够自觉按照市场规律，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 保育钧说:这种人奇缺，20年来一方面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官本位严重侵蚀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什么事情什么人都是按一个标准来看，这个同志怎么样，那个同志怎么样，用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来看，一个标准衡量一种人，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压抑了一大批创业人才。这个大环境下，对于衡量一个企业家求全责备，人才很难被发现，很难被用起来，很难成长起来。 保育钧说:第二，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们不讲信用，不讲诚信，你骗我，我骗你。顾客买了东西要看看商品是不是真的，营业员看看钞票是不是真的，互相不信任。老板经理人很难把一批人组合起来，有些人不讲信用，老是跳槽，你挖我我挖你。信用是全社会的问题。 王安：到美国申请签证的学生一个个都是真的，要是造假的话全去不了美国。 保育钧说:信用问题跟法制联系起来，谁不守信用治你一下，惩治你一下，治你一辈子。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和这个有关系。一个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反映的是全社会的问题，关键是能够驾驭大企业的人才，这个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集体。一个人作用毕竟有限，把所有的人凝聚到一起要有这个本领。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社会奇缺这种资源。 保育钧说:共产党搞革命的时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革命人才斗争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应该培养一批人，为什么出不来，因为有东西压着。过去搞革命的时候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现在我们一会儿是这个框框，一会儿是那个框框，设计框框的人有无上的权利，这就是中央要改革要冲破这些有形的无形的框框。 钟朋荣说:刚才保主席谈到两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审批很多，我记得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论审批经济》，我们经济既不像计划经济，也不像市场经济，而是审批经济。审批这种现象渗透在方方面面，办任何事都想办法审批一下，我找的还是报纸上公开的资料，《经济日报》公开的资料，有一个老板办一个企业盖450个公章，老板跑了一年还盖不到300个。芝麻大的事还要该帐，本来一天可以盖完，他慢慢给你盖几个礼拜。 钟朋荣说: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下岗职工在家擦皮鞋，有关部门出来查他的上岗证，这个人莫名其妙。上岗证要交钱的，不交钱在那儿呆着麻烦，他肯定不会干。很多莫名其妙搞一些审批、公章，阻碍企业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是一种冲动，是一种梦，办一个网吧第二天去办，很多人不是第二天去办，而是第二天跑公章，跑了半年跑不下来就不办了。刚才保主席谈到审批经济的问题，审批背后是我们的机关太多。 钟朋荣说:我在县做咨询，县里99年是900个警察，这个县水泥厂的厂长跟我讲，我到处推销水泥，嘴都说破了，周边有一些买主开车来买水泥，走几步把车停下来罚款，罚到最后没办法，把这个厂也搞垮了。这个厂搞垮了又增加一批小偷，警察不够还得再去增加警察。这样造成恶性循环。增加了一个警察，创造了一批小偷，增加一个警察，搞垮一个企业。减少审批还是精简机构的问题。上一届政府在精简机构上下了很大工夫，任务还很艰巨。 钟朋荣说:保主席刚才讲到另外一个问题，能人、企业家。我一直讲一个观点，我在全国跑，我们中西部地区老讲资源优势，老讲区位优势。中国经济发达的地方富裕的地方是没有资源的地方，中国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包括陕北煤炭储备量两千多亿吨，天然气储备两亿多立方米。我们中西部资源丰富，但是往往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是贫穷的地方。这里面说明一个道理？说明发展经济特别在现在交通很发达的环境下，信息很发达的环境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资源，主要是人。 钟朋荣说:特别优秀的企业家恰恰是中西部地区的稀缺资源，因此保护企业家、保护能人这是我们欠发达地方要发展经济需要重视的问题。 保育钧说:不要把保护企业家保护能人跟保护富豪混同起来，企业家不等于富豪，富豪不等于企业家，这些年来一谈中国民营企业就拿富豪来代替，偷换概念，很要不得。一定把企业家跟富豪区别开来，我们讲企业家是指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看你解决多少就业，交了多少税，出口创汇多少，创造多少品牌，可能一分钱投资没有，但是能把人组织起来，这样的人叫企业家。有人钱赚的多，充其量是个土财主而已。 钟朋荣说:富豪也要区别来看，一个我们要看富豪是怎么富起来的。 保育钧说:三看，看财产是怎么得来的，财产是怎么用的，财产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 钟朋荣说:中国的这些富豪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大多数人是合法致富的，大多数人是勤劳致富的，真正违法致富的人有但是总体比例是少数，靠投机、炒股票一夜爆富，靠炒地一夜爆富是少数。特别在温州、广州这些地方走多了，广东石狮这些钱多的地方，家家户户都有工厂，义乌有些人讲，你看街上的老农民家里可能有几千万，这些地方很难靠权利致富，很难是炒股票致富，倒买倒卖致富。 钟朋荣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更看中人富了之后的钱怎么用，第一次论坛我谈到一个观点，有些东西我们查不清楚，大件要件化公为私的、大案要案要去查，有网友说钟教授法律观念淡漠，怎么能不查呢，有些东西确实不好查清楚，我没说不查，有很多边界方面，双轨制下合法不合法说不清楚，而且查的成本很高。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把政策漏洞赶快补上，政策有大漏洞别人在上面赚几个亿，这个问题要解决。 钟朋荣说:杭州所有土地都拍卖，这个企业有一千亩地，企业搬迁，这个地不是你的，交给政府，企业厂长私下里跟投资者说你出一个亿，我出一个亿，大家怎么分。这个问题怎么不解决？有些城市说这个地是企业的，或者是单位的，专卖土地一下子可以赚很多，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漏洞，不至于有人搞房地产一下子赚几个亿。与其查过去，不如补漏洞。 钟朋荣说:富豪的钱干什么？只要不是买别墅，只要不在花天酒地，只要是增加就业就可以。我更看中消费差别，不看中收入差别。我们政策落脚点应该尽量缩小消费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亿万富翁的终身消费不见得比百万富翁多，有人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有的千万富翁消费比百万富翁还少，他们的钱是私有公用财产，名义上归他所有，客观上大家所有。他的财产跟公有财产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差别是管理得更好，同样的财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造了更多税收。 钟朋荣说:我一直讲，我们要有开阔的心胸来看待富人。但是不是说不要查。 保育钧说:现在对待私营经济新的社会阶层，有好多认识误区。说老板就是大款，大款就是为富不仁，大款就是富豪，就官商勾结，没有好东西。这样看就把改革开放20年来的成果彻底否定了，很危险。一开始就要搞清楚，这些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党的政策号召他们富起来。他们勤劳致富，守法致富，这种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13亿人口要有一半以上都是自己创业，中国现在就该富了。现在不是这种人多，而是少。 保育钧说:现在刚刚起来被一些人搞混乱，偷换了概念，把辛辛苦苦创业的人变成大款、老板，变成财富的一种标志。最难能可贵的是创业精神被忽略了，十六大讲了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创造是最难的，创业是最难的。为什么现在提出小富即安，因为创业付出了多大的劳动风险才富裕起来，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媒体、社会能够回到对企业家的正确认识轨道上来。这个要靠老板做出榜样。 钟朋荣说:我再补充一点，我从79年开始研究经济到现在20多年，20多年来我形成一个基本的观念，保护勤劳。我两年以前写了一本书《勤劳人的经济学》，三句话，国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勤，民勤之理在于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低税负，在于政府的廉洁高效。只要做到这三条，我相信多数中国人会勤劳，只要多数人都会勤劳起来，我相信多数人会富起来，只是富裕程度不一样，有人是千万富翁，只要勤劳就能富裕起来。 钟朋荣说:我提倡在中国建立一个勤劳的国家，建立一个保护勤劳、鼓励勤劳的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保护懒惰的国家。勤劳人在这个国家里面能够很舒坦、很踏实，而且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才不能老是挨日本人打。 保育钧说:勤劳为社会创造财富，勤劳不等于钻营。勤劳创造财富，勤于创造，为社会劳动创造财富，而不是勤于钻营，在官场上钻营这个很可怕。 钟朋荣说:我讲的勤是指创造财富。 保育钧说:一些地方官员很勤劳，整天钻营，他不是发现市场，而是发现官场。投其所好整天钻营当官，官本位侵蚀毒化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事。 钟朋荣说:我们鼓励更多人创造财富，我们社会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创造财富，一种人是瓜分财富。我一直不主张全民炒股票，我看到股票大厅四五百人在那里哇啦大眼瞪小眼，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进自己的口袋里，希望一夜爆富，这样把整个社会风气搞坏。我主张我们的经济政策应该鼓励更多中国人创造财富，我不主张包括这几年企业过度做广告，过度做广告实际不是创造财富而是瓜分财富。 钟朋荣说:创造一个概念，让全国人民买这个概念，最后他一网打尽。老百姓花了一百块钱，90块钱支付广告费，10块钱是买东西，而且东西有没有用天知道，都是一种投机行为。 保育钧说:我们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问题，这个企业产权不是很明晰，产权一定要明晰，明晰之后才能产生董事会。按照股份大小组成董事会，出资人组成董事会，然后聘请经理层，找一批能人对董事会负责，负责资产增值、保值问题，负责经营。董事会大概也没建，经理人也没聘请回来，所以企业大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情况很危险。当务之急就是明晰产权、组成董事会，按照董事会的章程来办，然后聘请一批经理人。 保育钧说:不然这个企业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这个企业很难往前发展，往哪儿发展方向不明确。私营企业做大之后，将来也是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包括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也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九九归一，私营企业做大社会化，国有企业以后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也要社会化。从这方面殊途同归。现在的问题是先决条件把产权搞明晰，产业发展的方向搞清楚，战略目标是什么他也不太清楚。 保育钧说:按照股份大小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有自己的章程，这是很奇特的。这是一种情况。回到陕北油田来讲，怎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十六大精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第二是市场准入的问题不能再含糊下去。保护投资者权益，《宪法》已经有了规定，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十六大报告当中提出来完善私人财产保护制度，今年物权法也在制定当中，今年可能人大会通过。立法是一件事情，执法更重要，现在有时候明明有法律，陕北地区的一些县市不执行，你拿它有什么办法？ 保育钧说:谁管我们不守法的政府？这个问题由我们的人大最高权利机构实施，中国的法制建设，发展民营经济，搞市场经济建设，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是很难健全起来的。要害问题就是谁来管管我们不守法的地方政府。 崔克亮：刚才两位老师谈到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恐怕是政治问题。跟政治体制、跟宪法有关的问题。刚才钟老师、保老师提到，明确界定产权，明确界定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以《债权法》等为代表的民法体系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民法里面有三大支柱，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诚实守信。我想请教两位老师，我们国家立法道路的前景怎么样？第二个问题，股市是社会的吸纳器，股市在这当中充当了资金的中转站？ 保育钧说:不同的事。 保育钧说:理论上的股市和中国现实股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中国的股市从诞生那天起就是畸形的，很不正常。走到现在越来越不正常，理论上的股市是怎么回事？是直接融资的一种手段。 保育钧说:崔克亮：中国现实股市来说，在吸纳民间资本的过程中有一种掠夺的成分在里面，国有企业通过股市圈钱，圈来的钱是不是发展经济办工厂，提高生产力？而大多数企业从股市上把从民间圈来的钱搞内部人交易，内部金融寡头瓜分。股市在我们中国转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法制不健全的过程中，在社会还有许多畸形现象存在的过程中充当了从民间掠夺大量资本，然后通过股市过滤，集中吸纳到一些国有企业，作为改制中的国有企业。 保育钧说:这些改制中的国有企业，股民经过改制后的企业没有分红权，对经营者没有什么制约的东西，依然是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把这些资本又进行内部人交易，而这种私有化是非常不公正的，是一种掠夺。前面是吸纳，后面是掠夺。前面以效率的名义来吸纳，后面以效率的名义掠夺。刚才钟老师谈到对一些富豪资产的合法性可以暂时不必过分追究，而是着眼于将来，着眼于这些财富使用的合法性、使用的社会公益性。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些疑惑想请教一下。 主持人说:崔克亮：中国大多数的富豪在部门权利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一种不合法、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聚敛来的，这样的富豪非常之多。已经公开暴光的已经不少，没出事的可能更多。这显然是这些财富的来源极其不正当，这些财富是建立在对大众对弱势人群财富的掠夺甚至是偷窃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我们不问它的合法性来源，不对财富的合法性做出一个交代，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主持人说:崔克亮：二者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必须协调发展，如果单纯讲究效率，对社会的公平不加关注，可能最终难以获得效率的提高。缺失了公平的社会最终会缺失效率。在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社会公平，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而且在社会领域这个矛盾已经有恶化的迹象。 钟朋荣说:我再重申一下刚才的观点，我并不是主张不要查，我是讲不要用搞运动的办法，那样面太大。说实话中国的这些企业有几个没偷税，你要查的东西多了，政府官员贪污两千块钱有问题，查不完的，查不过来的。我讲要面对现实，我提出三个基本观点。有些明显的该查的要查，问题比较突出的要查，但是不能搞运动，不能搞的人人自危，这样对我们的国家没有好处，结果是资本外逃没有什么好处，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钟朋荣说:资本在中国，小孩还能就业，还能有饭吃，如果一搞运动，大批资本逃到国外去，工厂搬到国外去就没饭吃。第二个观点，我个人认为赶快堵漏洞，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分配不公，还是政策制定的质量太差了，与其查以前的不如把精力堵漏洞。第三，把焦点放在钱怎么用？哪怕是偷的，你没吃，没拿到国外去就好，你吃一顿饭两万块钱，我再挣三万块钱，拿钱办工厂，这样就放心了，还是为穷人增加就业岗位，我就不怕了。 钟朋荣说:我们要想透，不能凭赌气的观念来想问题，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我反复强调，我在这里面绝对不是为富人辩护，而是为穷人着想，这从根本上才是保护穷人利益。我们没有必要为富人辩护，这个观点不是今天才有的，十年前都是这样的。我们是为老人负责，为下岗职工负责。 保育钧说:现在信息不对称、机会不均等，特别是二元结构造成社会不均。 钟朋荣说:克服明显不合理的政策，制造爆富，制造差别政策，这个没堵住，而去查钱是怎么来的何必呢？我们的土地还是哪个单位所有制，厂长倒地，或者拿来合资私下里塞几百万，个人爆富，这样的事还有。查个人爆富还不如把以后的爆富堵上。大家谈基金黑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靠证监会几个人能查得过来吗？那么多人搞股票做庄，老百姓抽掉十个亿成立一个基金，让专家理财，结果拿这十个亿做庄，把老百姓的钱赚到他口袋里面，不叫专家理财而是庄家理财。老百姓凑了十个亿培养了一批高级扒手 钟朋荣说:这个事情不是靠证监会查，养一万个处长都查不过来，我提出一条，基金买的股票365天不准卖，这样基金公司就不可能靠掏老百姓口袋来发财。你要发财就等到你投资的上市公司来分红。这样把你的眼光由瞄老百姓的口袋转向瞄上市公司，这样大家瞪大眼睛找好的上市公司，这样基金公司不是培养操盘手的摇篮，而是成为培养投资专家的摇篮。这样不把老百姓的钱拿去做庄，而是培养扶持一些优质企业。这个事情很好做，美国没有这一条，我们不能搞这一条吗？ 钟朋荣说:很简单。有些东西还是堵漏洞，怎么堵？要有解决方案。再比如中国股市为什么培养那么多富翁？在中国买股市都是买古董，是买原始股一下子爆发。我提出来中国股市88年的彩电市场变成98年的彩电市场就很明显，88年一个人买彩电十个人抢，倒一个彩电票要赚几千。98年彩电成本三千块钱，卖掉2800，倒彩电发财吗？我们股票本来值一块钱，被炒到30块钱，谁买原始股能不富吗？ 钟朋荣说:你买一块钱的股票最后卖出来是8毛钱，一个人买股票十个人来推销，它能涨吗？一部分人能爆富吗？还是要找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股市还是在莫名其妙造一大批不应该有的富翁。什么叫获利？炒股票一夜之间赚十个亿合理合法吗？93年我在深圳机关里面，当时深圳股市风波，一个表能够倒几千块钱。那时候是审批制，中国那么多企业上市，为什么一万个企业，只有一二十个企业上市，大家走后门，造成一些人爆富。 钟朋荣说:如果我规定一个上市标准，符合四条标准，有十万家上市没有什么可怕。企业一上市搞了七八个亿，有的企业没上市，七八万都没有。处处导致一些不合理的爆富，这些问题不去堵而去查。这个问题能不能很好解决？规定三四条规则，符合条件就上，有十家就十家，有一万家就一万家。中国搞很多市场，搞三板市场，搞各地交易所，温州搞一个，我上市不要几个亿，我只要几百万就在温州上市，温州老百姓买。我们人为造成一些不合理分配，但是合法，你查不查？ 崔克亮：搞运动式的这种东西不如做一种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从源头从起点建立透明公正的社会规则，起点平等、起点公正的规则，建立合乎程序的规则。 钟朋荣说:造假是什么问题？如果社会小偷偷东西不受到惩罚，明天早晨起来保证北京满街都是小偷。 钟朋荣说:搞财务造假银广夏包括跟造假的财务公司不受惩罚，中国的上市公司凡是要上市或者以后再配股要让国际财务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我们大量的钱给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赚。如果是中国水平不够要十年才能提高到外国的水平，那么你请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受惩罚的问题，你用得着请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吗？如果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造假不受惩罚一样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说:崔克亮：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起点平等，竞赛过程的平等，而不是保证结果的平等。结果可能会有差异，但是那是政府去调整的事。我们前些年经济界争论过，迄今为止正在推进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国有企业的改革一个方向就是民营化，国营企业的改革实施就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民营化，产权改革的问题。 主持人说:崔克亮：产权改革问题上存在着我们是不问规则，不问财产来源，不问财产合法性，不问程序改了就行了，单纯强调效率，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分的规则，这些财产来源是什么，然后要分，按什么标准分，分给谁，由谁来分？由谁来监督分？必须搞清楚这些。这些不搞清楚，分的结果是内部人交易，全民所有财产应该13亿人都有份，都是所有者。现在分的结果，好一点儿是这个企业内部人分，差一点儿最后还是厂长分了。 主持人说:崔克亮：MBO叫停，社会反响太大，不规范、不合理、不公正、不透明的畸形，无耻的分配规则，国有企业的厂长摇身一变变成民营企业老板，富豪怎么来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产生渠道。这个过程当中，权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崔克亮：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向市场化或者私有化的过程当中怎么坚守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如果不公平、不正义化掉了，使社会产生大量的赤贫阶层、大量的弱势人群，少数金融寡头、官僚资本家形成了，导致社会不稳定、社会公平极大缺失会导致社会不公平。看守者交易和内部人交易的实质是抢夺和偷窃。 保育钧说:你刚才讲的实际是一回事，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发展私营企业。 保育钧说:国有企业改革从1984年算起到现在快20年了，20年反复走不出这个怪圈，回避了产权。现在成立了国资委，究竟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这个暂行条例当中说的很含糊，将来又会出现问题。本来是直接管的，现在多了一个婆婆。对政府来说是代理人，对下面企业来说不是代理而是发包人，身份还是含糊。国有企业效率之低，低的出奇，将近十一万亿的国有资产去年利润是三千亿，资金利用率不到3％，而且是采取很多特殊政策，国有企业非改革不可，改革的出路就是四句话。 保育钧说:产权明晰，在中国真正私有化是化不了的，现在采取股份制的办法，往往回避了这个问题，谁掌权占据这个有利位置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现在来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一个好办法，现在就民营经济发展来说是扩张的最好时机。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引进民间资本。国有独资企业将来是少而又少，大量是引进民间资本进去，形成股份制的企业。政企才能逐步分开，否则永远分不开。产权一定明晰，明晰之后要保护产权。从理论来讲，十六大已经给我们规划好了。 保育钧说:十六大强调全民小康，全民小康是什么概念？讲了六个更。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仅有吃有穿，还要有余钱，有余钱可以搞投资。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本来就是民有，民营最后是民享。回到马克思原来意义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在的根本问题在于保护私有财产跟我们党的宗旨是一回事，不能对立起来。 保育钧说:现在提出六个更加，就是人民生活都有余钱，大家都来投资，大家都是投资者，不是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联合起来讨饭，联合起来发展，联合起来共同致富，大家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又是劳动者。明白了这一条不要怕有私有财产，有私有财产应该保护。保护好私有财产，公有财产才能保护好。现在宪法上所讲的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事情在理论界还有争吵，有人套用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保育钧说:有人根本反对提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词，我觉得无聊。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词是一种感情色彩很浓的词，公有财产什么时候神圣过？公有财产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神圣过。法律上不能用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词，就是不可侵犯就可以了。私有财产不必比照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提法，不必在这种词上追究实质。公有财产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用语应该是一样的，不能用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保育钧说:过去提出公有财产是绝对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是保护合法权益，合什么样的法？宪法是最高法，还要合什么法？回避它了，打了一个马虎眼，逻辑上是不通的。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利，合什么法？最高法根本大法上留下来一个大窟窿，下面可以用执法、低级法来压制上面的大法，一定要把这些漏洞堵住。保护私有财产和我们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不是对立起来，过去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现在消灭不了。 网友：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发展空间有多大？政府会不会出什么样的政策进行扶持？ 保育钧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份额占了一半以上，在增量当中占了60％以上。中国经济情况能有今天，主要是因为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各地差距不差别在国有经济这块，差在民营经济这一块。 保育钧说:GDP数字大小和各省民营企业的数量多少是成正比的。民营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更大，私营企业就业人口四千多万，个体户就业人口四千多万，两者加起来八千万，加上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口超过两亿两千万，而现在国有企业在岗职工不到六千万。假如中国没有民营企业，就业问题成了大问题，失业人数还会大量增加。民营经济交的税，国税占国家财政税收的10％左右，地方税收占的比重更大。还有出口，上海、江苏、广州这一块，民营企业的出口占了当地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保育钧说:更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我们思想观念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个问题，国家对民营经济是什么态度，中共十六大对民营经济的鼓励支持是有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消灭私有制度，1956年，我们对民族资本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全改造过来了。现在的政策是鼓励、支持、引导，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 保育钧说:提出来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提出按照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贡献来分配，还提倡完善私人财产保护制度。承认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过去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中共十六大这么明确鼓励支持，有党以来从来没有。现在的问题是把十六大的精神变成各级地方政府的行动贯彻落实的问题。 保育钧说:现在一个很好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成立一个中小企业司，里面有一个非公经济处，民营经济处，民营经济发展的20年国家从来没有一个人管，除了国家工商统计局有一个口径，从来没有人管。现在国家发改委有一个司，里面有几个处，专门制定政策，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今年年底以前要开一次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听取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遇到哪些困难，怎么协调解决。中央政府已经有人有部门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解决困难，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 网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非常坎坷，如何从机制上保证民营企业的发展。 保育钧说:说到底是解决好政府跟企业的关系问题，政府跟国有企业的关系处理不好这是管得太紧了，政府跟民营企业的关系是离得太远了，总觉得那是异类，总要治你一下。问题就出在这儿，殊途同归，最后把国有企业搞死了，民营企业也搞死了，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转变职能，你是服务者，你是吃纳税人的饭长大的，要为纳税人服务。三个代表到了这个地方就糊涂了，政府是干什么的？是为纳税人服务的。 保育钧说:三个代表最后落脚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变成为政府部门利益服务，这是最可怕的。发展民营经济说到底要改革体制，改什么体制？改政府体制。 网友：很多时候财富的积累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私营企业家在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巨额财富使得人们怀疑财富来历不正。保持什么样的财富增长速度才是合理的？ 保育钧说:爆富刚才钟教授讲了，炒股票、权钱勾结可能爆富，真正勤劳致富的企业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分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属于短缺经济时代，什么都能卖出去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发展到今天进入到21世纪，市场饱和是买方市场，这个时候发展民营经济很难。 保育钧说:现在资产重组，很多企业重组，不是从零做起，那个速度是很慢的。这就要靠资产重组来整合，从整合过程当中法制不健全出问题，最典型是内部人收购，我最反对是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内部人收购，监守自盗。这种人不能叫企业家，而是蛀虫。我们所讲的一批企业家是真正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的，有的搞制造业，有的搞服务业，是这些人。现在这些人是民营企业队伍的主流、多数。周正毅事件炒得沸沸扬扬，一夜爆富这些人权利勾结。企业家要寻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可以理解的。 保育钧说:问题在于垄断资源的政府官员不放开，我们的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独有的，11家股份制银行是国家控股的，除了民生银行之外。还有一百多家商业银行也是国家控制的，真正民间投资的银行没有。哪怕区域性的民间银行也没有，民间融资渠道太少。金融资源还是被国家垄断，市场主体已经多元化了，而金融还是一元化，制度上必然决定要出问题，不出周正毅也出李正毅，出路在于改革，改什么？改金融体制。哪个垄断改哪个。 保育钧说:现在一股怨气发泄在民营企业家头上不完全公道，有道理但不完全公道，公道应该来看金融体制严重滞后。金融体制关起门来自己改自己是改不好的，必然要引进新鲜血液，特别是引进民间资本。中国改革开放先是对外开放，然后再改革，用开放来促改革。同样对银行的金融体系一定要放开，放开才能促进它的改革。 保育钧说:关门改革自己搞改革是没希望的，旧的不良资产国家债转股，各种减持搞掉了，新的不良资产还会出现。没新鲜血液进去，机制搞不活。从爆富这件事情来讲，是我们体制造成的，没形成平均利润，有部分有垄断有特权，必然权钱交易，一交易必然形成垄断交易。充分竞争形成平均利润，不可能爆富，这是市场规律。 钟朋荣说:致富有一个正常的速度，在市场经济非常完善的情况下，不会像我们这样一下子突然冒那么多富翁。中国20年来富起来的富翁爆富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政策空隙，真正爆富不一定都是非法的，不合理但不一定非法，有的可能处于非法和合法之间，有一些还是合法的。第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第三，股市和房地产造成一批人爆富。广西北海当时92年只有几家房地产公司，93年冒出一千多家房地产公司，傻瓜都能当房地产公司老总。 钟朋荣说:有的是权钱勾结，有的不是权钱勾结，那个地我从你那儿买来的，你批的时候十万块钱一亩，我买的时候二十万一亩，像这种情况确实造成泡沫经济，欠成熟的市场，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短缺经济和双轨制造成一些人爆富。一件服装在广东可能二十块钱，批发到西单可能两百块钱，先走一步就发大财，这样商机很多造成爆富。 钟朋荣说:还有一种情况，这种体制刚才保主席讲到的金融问题，银行在90年代初期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相差十个点，银行贷款利息是10％，市场利率是20％。相差十个点是什么概念？一年五万亿贷款，有五千亿的利差，你把钱贷给我，银行把钱贷给谁就把利差送给谁。你给我贷款一千万，你给我一百万的利差，我再给相关员工三分之一，每年五千亿利差这里面10％流入个人口袋就是五百个亿。国家规定银行贷款不要超过多少多少，超过多少要罚，算违规。贷款不能低于多少。 钟朋荣说:当时我写了一个文章，我们贷款只规定下限不要规定上限，低于15％说明有问题，按照8％贷，肯定有问题。你贷得越高越奖励你，你把钱贷给个人，我们三令五申不准超过多少，这是银行系统把一把一把的钞票撒满街，让人抢，谁抢抓谁。有人成立一个融资公司，把钱从银行倒出来再贷给企业，分这中间的差额。包括外汇倒汇，这是体制造成的。 保育钧说:说到底是垄断问题。 钟朋荣说:有一些人脑袋聪明，有一个大的策划，当时牟其中讲，99＋1。很多企业都是99度的水差一度。但是他后来没好好去做，走偏了。很多人发现大量的市场商机，他加上这一度，做这个事有了一个点子，把这个经济搞活了，一下子赚了一两亿，为社会创造了十个亿的财富。像这样的高人在我们社会里面确实有，利用大智慧来赚钱，我并不是说牟其中是大智慧，他后来走偏了。还有一些技术专家，利用技术致富，这样的人也不少。 钟朋荣说:爆富在国外也不是没有，比尔盖茨富的很快，我们也承认在这个社会上有一批高人有超常规的智慧，包括科技智慧、市场智慧、资本智慧。新疆德隆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新疆德隆是不是做庄我不知道，这方面我没有真正去查。德隆做事高人一筹，包括整合番茄酱资源等等。它这种整合资源、整合产业应该说既合理又合法，而且为社会创造很多财富。我们不应该批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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